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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文化大革命

1960年末,新华社派方实带领一队来自拉丁美洲和东欧的记者代表团,去安徽省的省会参观。这群人从北京直飞合肥,并被安排住进了最好的招待所,这样就避免了他们与当地群众的任何接触。外国记者听取了一系列关于大跃进发展情况的官方介绍,之后又乘坐游船在附近的一个湖上泛舟。当他们赞叹乡村的美丽风景时,一群衣着亮丽的女孩在岸边采莲。所有这一切都经过精心设计,以此来证明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宣传机构无数次强调的观点:全中国的农民在大跃进时期的新型人民公社获得了大丰收。1

方实清楚地知道,这一切都是谎言。如果记者们乘坐火车,他们会经过安徽北部,在那里,很多农民死于营养不良。这次饥荒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更加悲惨的是,这是一次人为的灾难。乌托邦梦想产生了无数公共食堂,吃掉了太多食物。狂热的干部夸大了人民公社的生产成果,导致国家征收了过多的粮食。主要劳动力都被派去大炼钢铁,试图在钢铁产量上超英赶美,但是最后炼出来的都是无用的废铁。到1960年,由于过度劳动和食不果腹,农民没有精力把他们种的所有粮食都收割回来,结果导致几百万人饿死。2

方实知道情况到底有多严重,因为那年5月他刚刚去过贵州。贵州是一个贫困省份,但不是饥荒最严重的省,这次饥荒被委婉地表述为“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他注意到在田地里劳作的农民脸都是黑色的,他们的皮肤光亮。当地干部悄悄告诉他,他们之中很多人很快将会死于营养不良。但是新华社只是报导农民如何热烈地支持毛泽东的直接跨进共产主义的试验。1959年夏天,毛泽东愤怒地斥责大跃进的批评者,说怀疑的人是“右倾机会主义”;很快,七个省份的新华社领导被撤换,因为他们的报道不够积极热情。这一信息传递时,所有人都很清楚,从那以后,即使是新华社给党中央的内参,也只有正面消息。3

然而,在党的领导集体内,大跃进的失败正在变得日益明显。城市里食品短缺,不得不从国外购买粮食。原料匮乏使得工业生产大幅下降,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了45%,这使得很多工人被压缩回乡。在这种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毛泽东从日常的政策决策中退了下来,专心思考更广泛的战略问题,及与苏联日益激化的意识形态冲突。在毛泽东退下来之后,政治空间扩大了,主要副手刘少奇,当时是国家主席;邓小平,书记处书记,规划了一条更温和的路线。他们务实的政策,后来总结为一句口号,即出自邓小平:“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4有了党中央的这种讯号,一些省级和地方干部开始悄悄地试着废除农业集体结构,重新开放农村市场,恢复激励机制,奖励个体农业的积极性。

由于这些改革,经济开始复苏,但是放弃社会主义理想令毛泽东烦恼。他害怕中国会重蹈苏联在斯大林死后的“修正主义”覆辙。他的同事似乎更倾向于“资本主义道路”。1962年,毛泽东和他激进的同志开始向党内的实用主义者发起反击。1964年秋天,当苏联中央委员会因为赫鲁晓夫武断和反复无常的决定而罢免他时,毛泽东是否会面临类似的命运,就不得而知了。主席不想遭受同样的命运,所以,很快他开展了一系列复杂的计划来暴露和清除他的批评者,重燃革命热情。于是,就有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5

“文革”的开始是很单纯的,有一篇文章攻击吴晗写的一个历史剧《海瑞罢官》。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曾经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带头攻击民盟的同事。后来运动开始扩大,广泛攻击学术界的各种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到1966年春天,中国的高等院校和重点中学爆发了关于真正的“走资派”的性质和身份的辩论。为了塑造和调整这些校园辩论,在首都和各省成立领导小组,派遣由老干部组成的工作组,这是党用来管理群众运动的历史悠久的传统机制。但是,毛泽东很快认为,这些工作组是对于学生革命行动的无理干涉,并要求他们撤出校园。同时,学生开始组成团体,他们将成为“文革”的经典表征之一——红卫兵。6

在东北的沈阳市,叶方是辽宁省宣传部的副部长。由于这个原因,文化大革命初,他被任命为辽宁省“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并作为工作组领导进驻高校及文化团体。他的三个孩子那时在读初中和高中,他们积极参加了红卫兵。就像其他地方的红卫兵一样,他们不清楚运动是怎么回事,但是,一旦报纸刊登了毛泽东支持的口号——“造反有理”和“炮打司令部”,他们就认为这次斗争极其重要并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他们所有的红卫兵同志都来自革命阶级,大多数都是党的干部的后代,上的是最好的学校。自从童年开始,他们就听说了父辈的革命功勋。现在,他们有机会参加革命,证明自身的价值了。这一使命比背无聊的课本以便考入大学、为社会主义生产做贡献更重要、更有意义。他们很快就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参与者。

作为一个革命干部的孩子,叶方15岁的女儿是学校的红卫兵头头。有一位老师对她特别严格,有次在她上课偷看小说时公开批评她。但是,老师们是从“坏的资产阶级家庭”出来的,作为报复,这一低下的身份给了这些孩子们攻击老师的机会。这种情况是权力关系逆转的典型例子,并且在全国成千上万所学校重复着、上演着。她后来回忆道,“文革”为报复“对她不好”的老师提供了借口,感觉自己像革命英雄。7

这些红卫兵的大部分校外活动,包括抄长期以来被塑造为革命对象的家:地主、资本家、反革命和右派。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个机会,让党的领导人将年轻人的革命热情从党内“走资派”(毛泽东最关心的目标)转移到他们人人都鄙视的“阶级敌人”上。抄家是以“破四旧”的名义展开的: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古籍、外文译著、宗教图案、艺术品、相册和首饰都在红卫兵没收或破坏之列。街道居委会帮助确定目标,之后年轻的抄家队伍疯狂涌入。通常是在深夜,此时受害人都在家睡觉,并且这些十多岁的抄家者也不大会被认出来。

因为作为抄家焦点的“阶级敌人”在过去的运动中屡次被列为革命对象,他们通常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此外,一旦开始抄家,目标家庭自己会预先毁掉照片和和艺术品,并会烧掉日记,处理掉古董。在天津,叶笃仁的孩子们劝他毁掉作为长子继承的老照片和艺术品。8不过,仍然有一些家庭试图把一些值钱的首饰或纪念品藏起来,把它们缝进被子里或藏在墙里。有几户人家这样做被发现了(或是有谣传),红卫兵会更加执著地搜寻这些藏起来的珍宝,造成的破坏性也更大。衣橱被掏空,箱子被砸烂,衣服被撕碎,家具被毁坏。所有被没收的东西都应该被记录在案,并移交给有关当局,但是当夜晚抄家变得越来越乱时,有些时候,红卫兵会在夜色的掩护下偷偷地把一件首饰或一本好书放进自己的口袋。对旧文化的革命性攻击正在成为年轻人偷窃的借口。9

1966年8月,毛泽东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系列大规模接见红卫兵代表的活动。叶方正在读初中的女儿和儿子得知了这一消息,急切地想表达对毛主席毫不动摇的忠诚,加入到这场年轻人的喧闹当中——他们希望坐上火车去首都。他们没有车票,但是当列车员问他们要票时,这些自负的革命孩子们反问:“你是不是要阻挡我们去见毛主席?”没有哪个卑微的查票人会那么大胆,于是,像大多数革命青年一样,他们免费到了首都。在几百万学生当中,大部分的青年离观礼台是那么的远以至于他们几乎看不见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但这一经历仍然点燃了他们心中的革命热情。

但是,凡事都有一个限度。在北京停留期间,他们借机看望他们的堂、表兄弟姐妹,包括叶笃庄的几个女儿,她们年龄相仿。当然,笃庄自从“反右运动”被捕后,一直都在监狱里,现在国家给他定的罪是“反革命”和“美帝国主义间谍”。他的孩子无法接受这一判决,但是这几个从沈阳来访的革命同志并不因此而觉得她们的堂姊妹的态度有何不妥。正如叶方的女儿后来解释的那样,她有着年轻人的信心,尽管她的革命任务是攻击坏人,但“我们家不会出坏人,家人和朋友不可能是坏人”。10

在北京见到毛主席以后,很多年轻人向全国各地串联,成为一股汹涌的革命旅行浪潮的一部分,这些全都成免费旅游。叶方的孩子们和他们位于科学院的叶笃正家的堂、表兄弟姐妹们一起,坐着塞满了学生的火车前往广东。火车上如此拥挤,以至于他们四天四夜都没办法走动、吃东西或上厕所。一次在广东,他们参观学校,阅读和抄写大字报,和他们来自南方的同龄人一起交流革命经验。由于没有人核实这些年轻人的背景,所以即使是被指控为“右派”的叶笃庄的几个女儿,也可以借机看看农村,其中一个还和一大群学生一起,爬到了井冈山山顶,尽管她们在自己的学校被排斥和孤立于“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以外。井冈山是一座革命堡垒,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在这里发起了农村革命运动。他们一到革命圣地就被当局赶了出来,因为那里爆发过致命的脑膜炎,他们因此十分惊恐。

到了1966年冬天,叶方的女儿开始想家,而且天气很冷,她衣服不够穿——她当时是从广东回到北方的,箱子里只有夏天的衣服。她从北京打电话回家,发现家里的电话线被掐断了:她的家也成了红卫兵抄家的对象。“文革”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使是像她父亲这样的党的高级干部也成为了目标,指控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带领工作组在1966年夏天“镇压”了“学生运动”。11

在工作组于1966年8月被撤走后,叶方被迫在沈阳多所学校的大会上做自我批评,但是作为一个犯了错误的领导,他获准待在家里。然而,到1966年冬天,激进派对于党的领导人施加了更多的压力,他和其他领导一起被一个市红卫兵单位组织监禁起来。作为党员,叶方一直很忠诚和谨慎,但是以前(在党内)他曾经含蓄地对于过分的大跃进表示过轻度怀疑,并且还曾因“右倾机会主义嫌疑”受到批评。现在他缺乏思想热情,又使他成为一个目标,但他还是一个人质,红卫兵期望从他身上提取更重要的省级领导人的犯罪证据。12

针对叶方的公开批斗会以常见的形式进行,在中国一次次重复着。他被拖上台,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名字和被定的罪名,被迫弯腰,呈“喷气式”:胳膊被向后拉伸,并举过头顶。虽然要在整个批斗会上保持“喷气式”的姿态是痛苦和令人疲惫的,但叶方受到的折磨更多的是心理上的,而不是身体上的。对于一个老革命,在一群叫嚷着他的各种罪名的愤怒暴乱的年轻人面前低头是一种侮辱,在辽宁和其他地方,一些人就因为这样的遭际而自杀了。

在中国的政治运动中,不可避免的逻辑是要求寻找政治错误的深刻历史根源。毛泽东的“文革”目标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即“走资派”。这一标签不仅反映了他把所有的政治分歧解释为阶级因素的越来越强烈的倾向,还暗示被指控的人妄图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就。这就把他们放在了已经被革命推翻的人的那一边,最明显的就是1927年至1949年统治中国的国民党。像叶方这样的老党员怎么会复辟国民党统治呢?他们与国民党斗争了几十年。“文革”的逻辑是他们可能真的是国民党间谍或是同情者,渗透进了共产党,跟着革命大军一路走来,直到反对毛主席的时机成熟。所以红卫兵和毛泽东在党内调查部门的支持者竭尽全力要搜罗证据并逼供,并把“文革”的对象和国民党联系起来。

对于叶方的指控典型地反映了这些指控的歪曲逻辑,也显示出年轻人对于中国近代史的极度无知。1935年,叶方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抗议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侵略的软弱政策。那次运动的一个方略就是向蒋介石请愿,动员全国来抵抗日本占领华北。三十年后,在“文革”的大环境下,向蒋介石请愿暗示了这个人认为国民党可以被说服来保卫国家。往好处说是:学生们对于蒋的爱国热情有一定的信心;往坏处说是:请愿意味着他们希望由国民党,而不是由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在20世纪30年代,每一个人都知道“一二·九运动”是爱国的(且通常是左翼的)学生运动,针对的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的政策。现在,在“文革”期间,参与者被指控为国民党特务。

这样的指控显然很荒唐,但是到1966年年底,文革的主要目标是刘少奇,他是“一二·九”运动时,组织激进学生的地下党主要负责人。此外,“一二·九”那代人中,多半是受过较好教育的党员,他们很自然地成了刘少奇的天然支持者。实际上,1973年对叶方的初步结论是:“十七年来(1949—1966),他执行刘少奇的反动资本主义路线。”其他参与过20世纪30年代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大都遭受到同样的命运,在1960年代遭到清洗或迫害。13

红卫兵的另一个手段就是玷污领导人家属的声誉。前文提到,叶方顽强独立的妻子林莺1950年被开除出党,理由是在朝鲜战争期间逃离沈阳。除这一污点以外,还有一桩事情,1941年,蒋介石背叛统一战线,杀害及逮捕了新四军总部先遣支队的大部分人员,之后林莺被国民党逮捕并关了起来。林莺现在被指控与帮助她获释的国民党官员有私情,有叛徒嫌疑。这些肮脏的指控足以让林莺从沈阳逃到她南方的娘家避难。同时,叶方需要去解释另一段复杂的历史。14

由于“文革”的蔓延和升级,叶方所有的兄弟或多或少都受到了牵连。方实被指控为新华社的“走资派”。攻击他的大字报被贴在了他北京的新华社大院里,好几次,他被拖到批斗会上,并被逼戴高帽子,上面写着“黑帮”两个字,并在指控他的人面前做“喷气式”。他被派去做轻的体力劳动,大部分是低下的工作,像打扫厕所。很快,焦点转到他的“历史问题”:第一,指控他的人重提他还是学生时在天津被捕,后又获释,20世纪40年代,他在“抢救失足者”期间在延安被禁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他们又把焦点集中在另一事件上,遵照党的命令,作为统一战线的策略,他在抗战期间加入了国民党,为的是加入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军队,并效力于他的政治部门。他的家被搜查了两次,为的是找到一些他与国民党有联系的证据。最后,他被拖到另一所学校的四楼教室里关了起来,在那里,很多人或被捕,或自杀,坠楼身亡。在那里,他被无数次暴打,尽管他引述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这些惩罚持续了三天,他尽力保持清醒,因为他害怕睡着以后会被扔出窗户。但是他拒绝认罪,最后他被送回了家。15

在科学院,运动不是那么激烈或暴力。开始时,叶笃正被视为美国培养的“科学权威”,很明显是“资产阶级科学”的倡导者。他的“历史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在20世纪40年代出国前,他被要求参加政治培训班,并在其结束时加入了国民党。他记不起任何有关于党员证的事情,这让控告他的人更加怀疑。第二,他在芝加哥大学做的一些气象学研究是由美国海军资助的,所以他被怀疑为美国间谍,特别是他放弃了一个在美国待遇非常好的工作,回到中国。他因为爱国放弃了在美国的舒适科研职位,现在反而对他非常不利。他第一次开始质疑自己回到中国的决定是否明智。但是,总的来说,他所遭受的算比较温和了。甚至负责监视他的红卫兵也变成了他的保护者,为他传递消息,告诉他其他人“认罪”的情况,以便他可以重复同样的话而不致惹上什么麻烦。1969年,他被放了出来,去打扫厕所一个月,然后在食堂的厨房工作。16

在叶家兄弟的知识分子中,后来平反的民盟“右派分子”叶笃义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他的记录也最为详尽。17在“反右运动”中被打倒之后,他丢掉了在司法部的工作,后来在全国政协办公室工作,负责编撰《文史资料选辑》,和一些著名人物一起工作,如清朝的末代皇帝(也是日本在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溥仪,他刚刚写完一本著名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18“文革”开始时,副主任委员申伯纯被开批斗大会,笃义非常明智,只是静静地坐着,其他年轻的同事纷纷抨击领导的资产阶级错误。这位前皇帝则不那么谨慎,一次,他跳起来与其他人一起大喊“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笃义连忙拉他坐下,小声告诉他,“这里不是你说话的地方!”

他在民盟的一些知识分子同事更有远见卓识。在民盟,当召开大会批评吴晗和他的历史剧时,叶笃义与人类学家、他的朋友同时也是燕京大学的同学费孝通经常见面。“看起来又要搞运动了。”笃义在一次私聊时说。“是要搞大运动呀!”费孝通回应说。有一段时间,叶笃义和费孝通每周日一起吃饭以交流对形势的看法,但是很快,来找他谈话的越来越多,他确信自己可能成为运动的目标。他不再与费一起吃午餐,以免连累朋友。费孝通递给他一张字条儿,上面引用了《易经》中的一句话,但是有一个字稍作了改动,“遁世无门,独立不惧”特意写成了“遁世无闷,独立不惧”。19

1966年8月,红卫兵召集叶笃义参加一个大会,特别批评他在燕京大学求学时期与司徒雷登的关系。后者是燕京的美籍校长,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担任美国驻华大使。叶笃义的家也被搜查,他被逼承认与这位美国“间谍头子”的可疑关系。然后,他被送去农村劳动,在经历了北京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后,他终于能松一口气了。

1967年年底,他回到了北京,民盟红卫兵中的造反派继续对他和司徒雷登之间关系的方方面面展开调查。到1968年年初,他们逼迫他承认他1957年的“右派”思想证明他实际上是为司徒雷登这样的人充当代理人。最后,4月初的一个晚上,他被叫去进行另一次审讯,他们告诉他,他被拘禁了,并强迫他按照他们的逻辑承认错误:司徒雷登是美国在中国的间谍头子,笃义后来成为司徒雷登的代理人;所以他与司徒雷登的关系就是给美国做特务。之后的三天三夜,他被逼提供他特务活动的细节。当他不置可否时,审问者又给他提示具体的特务活动,还说有其他人作证明。当他拒绝承认从事这种活动时,他被指控:“第一,拒绝交代,抗拒文化大革命;第二,诬蔑说政府掌握的材料冤枉了他;第三,为同伙掩护,替同伙翻案;第四,为主子尽忠,情愿坐牢。”最后,4月26日,“根据革命群众的要求”,他被两个解放军押上一辆吉普车送到清河镇以外的卫戍区监狱,正式逮捕。

叶笃义被带到的秦城监狱,位于北京城外,专门用来关押重要的政治犯。他被关在那里三周,考虑自己的命运,之后又进行了好几天的密集审讯。在每次审讯的开始,审讯人员命令他向挂在墙上的毛主席像鞠躬,并大声宣告:“我是一个美国间谍,我犯下了严重的特务罪行,我向毛主席请罪。”20审讯持续了几天几夜,中止了大约一个月,然后又开始了。

秦城监狱里,叶笃义没有被麻醉,身体上也没有受折磨。21但是,他被迫长时间弯腰站着,直到他感到头晕和即将垮掉。最折磨他的是单独监禁所产生的心理压力,还有,因为监狱里阴冷、黑暗、潮湿,他的关节炎恶化带来的痛苦。他的冬衣被拿走了,甚至床上的薄毯子也不让他盖。本来就长期失眠,监狱里的条件让他痛苦不堪,因为他们让他在正对着门的床上睡觉,而且还要开着灯。他的嘴总是很干,每天的三碗水不能缓解他的口渴。犯人只能每个月出去放风和锻炼一次,在这种条件下,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

在4月的第一次审讯结束后,审问从笃义与司徒雷登的关系转移到他与徐冰的接触,后者是抗战后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徐冰后来升任为中央统战部的领导,负责与民主党派和前国民党党员之间的联系,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文革”冲击的目标。8月,审讯人员开门见山,告诉叶笃义,徐冰是他这个案子的核心人物,要求他说出自己当美国间谍时徐冰透露给他的消息。他说不出来,于是他们拿出一份所谓的徐冰的供词。徐冰当时也被押在秦城监狱,但是笃义对此并不知情。他们大声读出了徐的所谓供词,好让笃义抄下来作为自己的供词。供词包括内战期间的各种各样的军事情报活动,但是,因为叶笃义几乎没有和徐说过话,所以对供词中所说的无从知晓。最后,为了使整个故事看起来圆满,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从徐冰那里得到情报并转交给司徒雷登,虽然他所说的转移情报发生在司徒雷登在美国休假期间。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审讯结束了。

叶笃义不是叶家唯一一个(甚至不是第一个)为了收集针对徐冰的材料而遭受迫害的人。叶笃庄在1962年和家人短暂团聚后,被下放到劳改农场。1966年秋天,“文革”刚刚开始时,他被下放到祖籍安徽省的一个劳改农场,一个广大的聚集区,几十个牢房关押着两三万犯人,每一个牢房四周都有一条壕沟包围着。由于肾病的折磨,加上多年的监狱生活,他身体虚弱,无法干重体力活,所以被派去清理粪便或是在菜园里劳动。随着“文革”升温,多组调查人员频繁地探访这所监狱,为的是发掘党内“走资派”的证据。笃庄被徐冰案子的调查人员审问过几次。在抗战后的前几年,笃庄和徐冰的关系实际上要比他哥哥近得多,徐还准许并安排了他和裴克访问共产党的解放区。现在,笃庄被认定为美国特务,调查人员利用这一联系,将徐冰牵连进了这一所谓的阴谋当中。

1967年3月,笃庄被叫到了劳改农场大队部,那里有两名警察让他收拾东西去北京。一时间,他觉得“文革”的调查洗清了他的罪名,但是,当警察给他戴上手铐坐火车走的时候,他知道并不是那么回事。就像他哥哥笃义那样,他被带到了秦城监狱,但是直到好几年后,兄弟俩才知道他们二人同时被关在同一所监狱里。在秦城,笃庄发现生活条件比以前关押的地方要好得多:在他单独监禁的牢房里有洗手池、冲水马桶,伙食也比以前好。但审讯是另一回事。叶笃义没有被以暴力对待,但是笃庄被认定是美国特务,主持审讯的解放军军官对他可没有那么克制。审讯初期,屋子里大概有三十个人,大多数穿着解放军军服,当他拒绝招供徐冰为美国人从事过间谍活动时,他被强按着做“喷气式”,然后被推倒在地,被一个穿皮鞋的军官用脚猛踢。之后的审讯他的都是同一个人,同样的待遇。最后,笃庄写出了一份含糊其辞的认罪书,承认他在徐冰的指导下工作,并且他们的关系是“反革命”性质的。这一审讯直到1968年10月,终于暂时停了下来,像笃义一样,审讯人员给了他一份准备好的稿子,上面写着一些具体事件,据称是徐冰透露了一些机密信息,要传给他的美国朋友。他拒绝承认这些行为,然后又被殴打,最后根据稿子写了一份认罪书,但是有一点不同,他声称1947年提供的信息传递给了裴克(不是稿子上写的《生活》杂志的布雅各)。因为裴克在1947年以前就回到了美国,这一细节使得他们捏造的犯罪事实根本不能成立。他认罪后,审讯他的人终于满意了,然后他被送回安徽劳改农场。22

叶笃义在秦城又度过了四年时间。1968年年底以后,条件有所改善,他被允许读报纸,并了解一些国家的政治形势。毛泽东“严禁逼供信”的最新指示下达后,使他又有了新的希望,再加上适应了监狱的环境,他的健康状况和精神面貌都有所改善。但是,他也有情绪低落的时候,特别是收到家里的一封信后,因为信里孩子们说要同他划清界线,说他既然被解放军逮捕起来,这就说明他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他们应当配合着对我做攻心的工作,叫我彻底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希望藉此打垮他精神意图的结果适得其反。他在之前认罪过程中进行的所有合作,部分原因是考虑到家人。如果家人已经同他划清界线,他看不出还有什么必要与这些迫害他的人继续合作。第二天又继续审讯,他承认了一项新罪行,即以前的认罪都是伪造的。这一翻供使得整个审讯过程又从头开始,最后审讯他的人写好了另一份认罪书让他抄下来。1970年代初政策有一些松动,因为党正在处理日益加深的内部分歧。最终,1972年8月16日,他被正式宣判为“犯有特务罪行”,但是看在他坦白交代和有悔过诚意的分上,他被释放回原单位。他的女儿去单位接他时,几乎认不出这个瘦弱的白发老人就是自己的父亲。她失声痛哭,然后带他回家,一路上扶着这个走路都不稳的人。23

“文革”的主要目的是要把“走资派”从党内清除出去,不是要迫害民主党派中的老知识分子。秦城的审讯人员对于叶家兄弟的所谓罪行不感兴趣,只是为了伪造证据,打倒党内一个更重要的人物——统战部部长徐冰。在沈阳,叶方没有徐冰那样高的声望,但是,他在“一二·九运动”时与中央多位高级领导的亲密关系,使他很快成为清查的对象。在这方面,他家的经历典型地代表了发生在很多领导干部家里的事情。

当叶方被沈阳造反派的红卫兵专政的时候,他的几个孩子都才十几岁,是红卫兵的积极分子。最初,他们对于家庭命运发生巨变的反应不是质疑“文革”,当然也不是怀疑毛主席的英明,而是责怪抓走他们父亲的那一派红卫兵。在他们看来,那派人因被误导才会认为一些忠诚的革命家是革命对象;他们这一派可不会犯那样的错误!这样,1967年,成千上万的年轻革命者作出了类似的判断,红卫兵分裂成很多个相互竞争的派系。叶方的孩子们被吸引到后来被认为的保守派或保皇派中,这个派系比较同情像他们父母那样的老党员,但是,其他的派系和军队结盟。最后,沈阳和其他地方派系之间的冲突演变为武斗,红卫兵去当地民兵的军火库抢夺武器。在一次冲突中,15岁的阳阳和他的哥哥一起坐着从学校征用来的卡车。他靠近队伍的后面,在匆忙抢夺一枝日本步枪和一把刺刀时,他摔倒了,膝盖上划了一个口子。他成功地抢到了武器,欣喜若狂,但是他的母亲被这个伤口吓倒了,担心儿子在日益升级的武装冲突出事情。于是,她把儿子送到了北京,住在科学院的七叔家,那里相对安全。他在那里待了几个月,直到局势稳定下来。24

1967年的武装冲突给党的领导集体敲了警钟,毛泽东和他的同志着手控制运动,恢复秩序。在“文革”早期,毛泽东利用红卫兵来培养新一代的革命领导人。但是,1967年的派系斗争证明了他们极不称职,并且毛泽东被迫更加依赖于军队,这是唯一一个在一定程度上还保持着组织性纪律性的力量。1968年红卫兵解散后,城市青年被送到乡下去向农民学习革命传统。叶方的几个十几岁的孩子也作为知识青年加入了这一城市的下放人群中,此后,所有家庭成员分散各地。叶方被下放到“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妻子很快逃到她的祖籍江苏。他们最大的孩子已经工作了,中间的孩子在农村,三个小的(当时分别14岁、12岁、8岁)被留在家里自己照顾自己。他们只有靠父亲的眷属津贴来度日,并靠在单位食堂吃窝窝头,从别人吃剩的饭菜里找些可吃的来充饥。城市里爆发派系冲突的时候,他们只能躲在防空洞里(1969年与苏联的边境纠纷演变成武装冲突时,他们也这样躲起来过)。三个孩子当中最小的在上小学,但学到的东西很少。12岁的那个孩子因为被人污蔑为“走资派的小王八蛋”而感到羞辱。14岁的孩子有时间就读外国文学作品的中译本:托尔斯泰、罗曼·罗兰、果戈理等,以及中国历史上的经典著作,而这些通常恰好是“文革”要根除的“旧文化”。也许最重要的是,孩子们学到了一些街头智慧,使他们得以靠自己在这个越来越不可预知的世界活下去。这一经历赋予了他们今后生活所需要的技能。25

中国的农村地区,青少年们都各自学到了有用的技巧。叶勃利是这个群体里最年长的,1968年秋下乡时正好20岁。“文革”爆发时他在学校读高中,参加了红卫兵的各种活动,从最早对坏分子家庭的抄家,到北京的大规模集会,再到1967年的武斗。在乡村,他的领导才能很快得到了认可,他被提升为他所在村子农业合作社的生产队队长。实际上,他表现十分出色,几年后被县里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他后来在学习方面也很突出,成为了一名颇有政绩的地方政府官员。

勃利下面的弟弟和妹妹,阳阳和他的姐姐滨滨,当时不到16岁,也设法分配到了同一家国营农场,距离沈阳大约坐火车两小时的路程。他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出发了,高唱着革命歌曲。他们那一组有120名青年,都来自同一所学校,他们都分到了一块地,在一位农村干部的监督下耕作。一开始,他们一起住在一处寒冷的拖拉机车库里,之后住进了当地农民帮他们用砖盖的宿舍里。条件非常简陋:唯一的饮用水来自于一个死水塘,是由附近辽河引水形成的。滨滨刚开始几乎有一个星期都不敢喝池塘里的水,仅靠她从家里带来的行军壶里的水过活。但慢慢地,她也和大家一起除掉水上漂着的虫子和小碎片,然后用手捧着喝。食物相对充足,他们就着白菜、土豆吃自己种的米,菜是从同一口大锅里煮出来的。

几个月后,年轻的滨滨想家了。一位同班同学设法回到了沈阳,滨滨让这位同学给自己发份电报,就说她的母亲病重。滨滨把这份电报给管理农场的解放军军官看,但是他一下子就识破了这一诡计,没有准假。于是,她偷偷溜了出来,搭上了一列开往沈阳的火车。到沈阳家里,母亲坚持要她先洗澡,再进屋。吃了一星期家里做的饭后,她乖乖地回到了农场。作为一个聪明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党员干部女儿,她知道应该怎么做。她立即去生产队政治指导员那里彻底承认错误:“我一回到家,就为我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我违反了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指示。我帮助了革命的阶级敌人。我应该得到人民群众的惩罚并且会愉快地接受。”指导员对她的表现非常满意,也深受打动,于是只让她写了一份简单的检查,并口头向同学们道歉。26

几个月在乡间的辛苦劳作后,这些特权干部子女的青春热情逐渐退去。通过劳动锻炼,他们意识到农民的辛苦,以及学习群众的朴素美德是一回事,用他们的下半生在田里劳作是另一回事。她的同学们一个接一个地想办法参军或是获取指标到工厂去工作。这些是逃避农业劳动的唯一现实办法,但是解放军军官的孩子们得到了军队的第一批名额,工厂则比较喜欢当地干部的孩子。叶方的政治问题使他的孩子们无路可走,“文革”所倡导的忘我的牺牲精神现在听起来是如此空洞。27

叶方的几个男孩在乡下如鱼得水。前文提到,勃利成了一名能干的生产队队长,并最后基于他的成就进入了大学。他建议他的弟弟新新跟他学。由于急于证明自己,新新主动要求分到一个最穷的队,并很快使它开始盈利。但是,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务实的领导方法,就是利用不合理的国家政策。辽宁的左派领导一度逼迫农民挖自己祖先的坟墓,将腾出的地重新进行耕作。但是,东北地区耕地很多,这一政策无疑挑战了农民对于祖先的尊敬。所以,新新让副手平掉了几座老坟,然后他离开了大队几天,之后就回来汇报工作已做完。还有一次,他设法弄到了多余的化肥,并带到村子里,然后进了城,于是村民就可以把它用在种菜的自留地里,这样比用在集体田地里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农民很高兴,产量提高了,上面要是问起来,他可以说自己也不知道化肥究竟是怎么用的。这样,叶方的孩子们学会了怎么处理事情,怎么做才能令他们所领导的农民高兴。他们发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是如何运行的,并且学到了对以后生活很有用的生存和管理技巧。但是他们并没有吸收或实践“文革”的理想。28

1969年,叶方结束了在五七干校的管制,被发配到辽宁省朝阳县一个荒凉偏僻的村庄,靠近内蒙古沙漠,身边仍有一名工作组成员监管其行动。很快,他的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都来了。这不是“文革”中孩子们第一次见到他。一次,他13岁的儿子冬天去劳改农场探望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父亲穿着一件朴素的棉袄,腰间系着一条用稻草编的绳子。还有一次是夏天,他扛着一个大西瓜,走了差不多12里地,才终于搭上了一辆马车。他和父亲还有父亲的一个室友吃完了整个西瓜,在他刚到时,父亲就警告他提防那个室友:“你说话要小心,那个人是来监视我的。”29他的女儿有着相似的经历,那年冬天,走了40里地去看望父亲,到驻地时已经是10点半,造反派他们没有让她见父亲,而是不停地威胁她,让她劝说父亲好好交代问题,在审讯时更合作一点,否则别想见面。为了能见父亲一面,她表面上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第二天一早,五七干校的一位领导在旁边陪同见到了父亲,看他消瘦了,脸上长满了胡子,她几乎认不出来。30

在朝阳,他们一家四口住在村长家里,村长很同情他们的遭遇,他们都睡在同一个被烧热了的炕上。虽然他们很珍惜在一起的时间,一道政治的鸿沟却横在两代人之间。曾经积极参加红卫兵,并自告奋勇去插队,和农民一起劳动的孩子们,现在也对于崇高的革命理想感到困惑和怀疑。餐桌成为了一个日益激烈的辩论场所。尽管叶方有各种各样的困扰,但他对党的忠诚毫不动摇,并多次试图打消孩子们的疑虑。质问他们“你们想走‘苏修’路线吗?”但是孩子们看到理想主义的红卫兵堕落为激烈的派系敌人,并目睹了部队军官的孩子们利用他们家庭的关系逃避艰苦的下乡劳动。为人民服务和忠于毛主席的豪言壮语不再具有说服力,并且他们无法理解父亲仍然在坚定地忠诚于把他们赶到祖国一个贫困荒凉且偏僻的角落的政党。31

可以理解,年长的孩子们最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的前途。勃利已经上了大学。同辈里的下一个是他的妹妹滨滨和阳阳,她们想参军,跑到江西找他母亲的一个做军区司令员的战友请求帮忙。但是她们到了以后,看到大字报号召人民群众把这个人扔到油里去炸。她意识到他也受到了攻击,不可能帮上什么忙。后来,她的弟弟阳阳似乎比较幸运。一个当地军官招收了这个高个子男孩去部队里打篮球。他是这个家庭里文化大革命以后唯一一个成功进入了部队的人。参军四年后,他申请入党,以便日后升为军官,但是他母亲的政治问题悬而未决,使他无法被接受入党,很快他离开了解放军。他的弟弟新新受到了更大的挫折。这本是一个聪明有创意的小伙子,但不幸的是他参加恢复以后的高考时,恰逢毛远新(1941— )掌握着辽宁省的统治权力,继续推行极左路线。新新在考试的第一天对于一些主要问题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左倾”答案,第二天他便无法继续参加考试。有人告诉他们家的人,毛远新把这个男孩子作为目标是因为他父亲的政治背景。他的姐姐滨滨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按照毛远新的命令:叶方的孩子们不能被大学录取。于是父亲被指控,灾难降临到了孩子们的身上。32

“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和他激进的支持者呼吁中国的年轻人——学生和红卫兵——重新燃起革命的战火。毛泽东宣布:“青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挥出来。”33如果老一代的人有陷入苏联修正主义路线的危险,他们的孩子们可以纠正他们,批评他们,必要时,和这些被误导的长辈断绝关系。叶家所有的孩子都经历过这样的噩梦。当他们的父亲被攻击时,老师迫使他们和父母“划清界线”,就像叶笃义的孩子最后被迫给他们被关在秦城监狱的父亲写的那封信那样。只有一个叶家的孩子真的攻击了自己的父母,她就是长子(笃仁)的女儿,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员。她带着一群学校的红卫兵攻击住在天津的父母和祖母。这位老太太在这个噩梦般的经历之后很快就死了。家里的其他成员永远也不会原谅这个女儿的大逆不道。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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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方家人照片,摄于1982年。后排,从左到右:叶新新,叶阳阳,叶勃利,叶佳木;中间排:叶林,叶滨滨,叶子,叶宝,叶勃利之妻;前排:叶勃利之女,林莺,叶林之女,叶方,叶林之女。

笃仁的女儿是一个例外。这段动荡时期最深刻的教训之一就是中国家庭的适应能力。家长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来保护他们的孩子。最基本的是避免在孩子面前谈论敏感的个人或政治话题。他们知道有人会迫使孩子们揭发他们的父母,或父母的朋友,孩子们也可能无意间向他们的朋友提起父母谈话的内容。防止这种情况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孩子们知道的越少越好。35另外,父母们特地敦促自己的孩子相信党,听党的话,即使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东北的叶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叶方是一名忠诚的党员,事实上,对党的信念即使不那么坚定的父母,也会敦促孩子做到政治上正确,以此来保护自己的前途。

当家里人试着去保护下一代的时候,家庭关系也可能对自身构成极大危险。在每张人事表格上,人们必须填上自己近亲的名字:父母、叔伯、兄弟姐妹。在重大政治运动中,如“文革”期间,当一个人过去的方方面面都要进行严格审查的时候,这些亲人的政治地位就无可避免地成为一个问题了。如果一个家庭成员被卷进是非,其他人也会被牵连。“文革”爆发以后,农学家叶笃庄已经被定罪为“美国间谍”并送往劳改农场。他在新华社工作的弟弟方实质疑这一判决,曾于1962年尝试着申请重新调查。虽然当政治风向转变时,他不得于放弃了一切努力,但他的请求足以让他在1966年被怀疑为对党不忠。1967年,当党对统战部的徐冰穷追不舍时,叶笃庄被拉到秦城进行了攻击性的审问,不过,没有审出什么。到了第二年,为了同一个案子,叶笃义又被带到秦城问话。笃义与徐冰的关系,最多也就是沾点边儿,但是无疑他的名字在对笃庄进行长时间的审讯时被提到了,很快,笃义也被迫承认一系列莫须有的罪行。

“文革”中最常见的家庭关系带来的后果是,家长的政治地位,使得他们的孩子被歧视,或是让他们享有特权。“文革”早期一个常见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虽然这一所谓的血统论后来被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否定了,但这一政治正确性的标准因为极其简单,所以在整个“文革”期间具有持久的吸引力。36受青睐的高干子弟,尤其是部队军官的孩子,从“血统论”中得到很大好处,比别人更早地逃离了乡下,后来又被解放军青睐而参了军。但是,对于叶家人来说,家庭背景却带来了不幸。叶笃庄被关押后,女儿们在学校也被孤立,只好退学,好几年,父亲的问题使她们无法重新开始步入学校。他们大部分的堂、表兄弟姐妹有着相似的经历。在东北,叶方的几个孩子想要参军或在部队得到提升或入党的努力全都被阻止了,甚至参加高考也不被允许。

“文革”的豪言壮语说个人通过正确的政治表现,能取得荣誉和升迁的机会。37于是,孩子们被敦促和他们被指控有问题的父母划清界线,改掉上一代人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习惯,改造他们的思想,并端正他们的行为来为人民和毛主席服务。38保证这样做的人可以逃避他们父辈的罪行,加入新的社会主义阵营。39但是事实上却大不一样。在任何人都可能会被控告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时,一个人必须有完全信得过的朋友,但是没有人比自己的亲人更值得信赖。……

因而,在这个动荡时期,普通人也依靠家人作为自己最信任的朋友和同志,就不足为奇了。然而,核心家庭被证明是最有适应能力的。老一辈的家庭成员明白和自己那些犯了政治错误的兄弟姐妹联系是极其危险的,所以在1950年代常见的那种叔伯与堂、表兄弟姐妹的聚会在“文革”中基本停止了。40然而小家庭彼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叶笃庄的两个女儿长时间在乡下,一个住在陕北的窑洞里,一个在内蒙古,但是她们书信往还,并都在春节时回家探亲,以此保持联系。到了20世纪70年代,她们又有希望继续接受教育,在北京的姐姐给她们寄书,并且鼓励她们好好复习。

住在东北的叶方家就是一个最好的家庭团结的例子。因为“文革”早期,家人彼此离散:叶方参加五七干校,他的妻子回到了江苏的娘家,年长一些的孩子也上山下乡,干着不同的农活,较年幼的则留在沈阳,自己照顾自己。叶方一家最后在朝阳安定下来,家人又聚在了一起。虽然两代人吃饭时会有争论,但父母和子女都真切地感受到了由于彼此患难与共而带来的家庭团结。因而,尽管有人认为“封建的”家族体制因循守旧,儒家的父权制也带来了诸多危害,应当予以批判,尽管各种政治压力迫使家庭成员疏远其中的“黑五类”,“文革”的实际结果却可能是强化了家庭纽带。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即使是最好的朋友也可能迫不得已会彼此攻击,互揭老底,直系亲属才可能是最值得信赖而不离不弃的人。

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文革”最为猛烈和混乱的时期结束了。1967年夏天,毛主席最激进的支持者和解放军之间在武汉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险些发生内战。此后,毛主席越来越依赖军队恢复稳定局势,为此,军队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这实际上是整个“文革”最血腥的时期,因为很多省份的新的统治集团对自己的派系敌人展开了报复。红卫兵纪律涣散,毛主席对其大失所望,这点广为人知,1600万知识青年由于在经济萧条的城市没法安排工作,被派到了乡下,在田间劳作,学习贫下中农的革命品德。41在各级行政机构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从省一级到市到县,再到学校和工厂。理论上,这些委员会应该是由经验丰富的干部、年轻(通常是红卫兵)的积极分子,以及解放军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组合,但实际上,权力的天平总是向军代表倾斜。……

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新中国,生活正缓慢地恢复常态,但还是不时被打断。老一代的干部得以平反,恢复了声誉,此时毛主席正谋求遏制军队的力量,平衡左派集团,即后来“四人帮”的影响力。尼克松访华之后,新中国开始以严格控制的节奏逐渐地对外开放,邓小平重返领导集体,辅佐身体日渐不好的周恩来抓经济工作,促进经济发展,并使国家的治理更加有序和高效。左派势力仍然控制着宣传部门,并在文化和教育领域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文革”最激进和最具破坏性的阶段已经结束了。42

逐渐地,叶家的生活也恢复了表面的常态。1971年,曾在新华社工作的方实正在山西挖井,这是他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一部分,他像大多数干部一样,被遣送到这里接受再教育。当他得知“林彪事件”之后,他想或许“文革”很快就会结束了,但林彪的罪行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使他明白左派势力在最高权力部门仍有很大影响力。然而次年,他便得以平反,并受命回到新华社的国内部工作。43虽然他对革命路线心存疑问,但他没有向任何人说起。

叶氏兄弟中的另一位党员叶方还在东北,在那里,毛远新给左派势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样,叶方的平反要缓慢得多。1973年,他的案子得到解决,但仍然被指控为执行“刘少奇的反动资产阶级路线”,不过他的错误被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这样一来,对他的指控便留有余地,左派分子在必要的时候会再次发起对他的攻击。根据安排,他回到了地方宣传部门工作。在这里,他忠心耿耿地工作,并谨言慎行,没有流露出丝毫怨恨的情绪,也没有想要报复那些曾经整他、批斗他的同事的想法。他的小心谨慎使他在单位稳步升迁,最后,他被调回省会沈阳,担任辽宁社科院的院长。此时,他的子女大多长大成人,他很低调地利用自己的人脉帮他们谋职或返校学习。44

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叶笃正继续在科学院从事气象学研究。一些美籍华裔科学家访华,并希望会见中国与他们从事相同研究的科学家,最初的小心翼翼的学术交流就这样开始了。一个代表团中有位气象学家,于是在周总理接见他们的时候,叶笃正也受邀参加。他的兄弟们在报纸上看到了他的名字,方知道他已脱离困境,也只有从这时开始,他们才敢恢复联系。45

1972年8月,叶笃义从秦城监狱获释,此时,左派暴行的受害者正大批平反。不过,即使那些很明显是被冤枉了的人也不得不谨慎行事。笃义在狱中养成了习惯,每天都要把他的整个审讯过程详细地在脑海里复述一遍,但获释之后,他的家人却不希望他留下任何文字的东西。北京的兄弟们来访,也给出了同样的建议。他的获释是有条件的,即他要承诺“不再翻案”,如果把被迫招供的事实记录下来,即表示企图诉求平反。于是,他继续每天在心中复述狱中的经历,直到1976年毛主席去世、“四人帮”被打倒之后才终于把它们写了出来。46

1968年,叶笃庄从秦城监狱出来,回到了安徽劳改农场,同年9月,他的十年刑期期满,但并不允许他回到北京的家里。即便囚犯服完了刑期,他仍然不能完全自由。除非之前的单位欢迎他回来(大多数单位并不想要曾经的政治犯),获释后的囚犯通常会被送去乡下,在“群众的监督下”劳动。47于是叶笃庄变成了农场的一名员工,每月领取18元的最低工资,其中的一半需要花在伙食上。第一个月他给天津的母亲寄去了5元钱,不料却收到了一位兄弟的回信,告诉他母亲已经去世好多年了。不久他被调到了一个农业技术试验场,在这里,他的专业知识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他协助制造了一种杀虫剂,叫做“920”,并做了一些关于棉花和油菜的实验,其中的两个写成了论文,发表在了北京他曾经担任过主编的期刊上。

1975年12月,政府颁布了大赦令,释放所有在押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警宪特人员。这是旨在改善与台湾关系的总体政策的一部分,台湾当时还在以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为首的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叶笃庄很惊讶地发现自己也在大赦之列,于是,1975年12月17日,安徽公安局第380号令要求释放叶笃庄,恢复其所有公民权利,而此时他已62岁高龄。他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一个残酷的玩笑,因为在他眼中,他毕生都在反对腐败的国民党统治。他甚至想过拒绝特赦,以免跟国民党扯上关系,但一位狱友劝他不要这样做,说一旦他出去,“一盘棋就活了”!48

叶笃庄服刑期满已经过去七年了,现在受益于特赦令,被调到了安徽中部怀远县荆山湖鱼苗场,这里工作清闲,他也能做更多有用的研究工作。同事们对他的工作成绩很是称赞,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受到别人的尊敬,并被称为叶先生,但还不能确保他能与北京的家人团聚。他需要在北京有份工作,有个住处,于是组织上派人去北京,看他的妻子愿不愿意让他回来。这时他才知道,妻子已于1973年身患癌症去世了。他给孩子们发了份电报,得知他们一切还好。很快他便开始着手准备与家人团聚。第一步并不顺利。1977年农历新年,他去上海看望自己的妹妹,从安徽给他们带去了鱼,这让夫妻俩都非常高兴,他也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电视,印象深刻;但是春节这天,他妹妹的女儿带他出去,在上海外滩走了一整天——这不像是过春节啊,他想。后来,他才意识到妹妹这是有意支开他——一个有犯罪前科的人不方便待客——这样,前来恭贺新年的朋友和邻居就不会看见他。49

1976年春天,叶笃庄终于见到了几个女儿。大女儿叶靓是第一个来的,她在中央美术学院读书,正值放假,她背着画架来了,以便于写生。上次见她已经是1962年的事了,当时她还是名中学生,重新建立起父女之间的关系需要一段时间。她对北京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这让他担忧。周总理刚刚去世,知识分子和年轻人悲痛不已,因为他们将总理视作党的最高领导集体中自己唯一的朋友,也是唯一能保护他们的人。天安门聚集了大批群众,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他们献上花圈,附上了挽联。不过悼念活动很快具有了政治意味,在挽联中开始出现对江青和党内左派势力的尖锐批判,而这遭到了镇压。叶靓仔细听着广播,里面谈论的是发生在北京的“反革命”事件,他的父亲则担心她会被牵涉进去。不久之后,二女儿也来了,与姐姐一起挤在猪圈旁边的一张小床上。到了夏天,小女儿也来了。

接下来的几年里,几个女儿多次来看望他,但是直到1979年,服刑期满十一年后,叶笃庄才回到了北京。他以前的工作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仍然在左派势力的控制之下,即便是在1976年毛主席去世和“四人帮”倒台之后。1958年,对笃庄发起指控的正是他的工作单位,而现在,领导不愿意承认错误。然而,随着邓小平在后毛泽东时期的领导集体中地位巩固,受到错误指控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平反工作开始加速。党的统战部和公安部联合下令对叶笃庄的案件进行重审,北京最高法院审定之前给他定的“反革命罪论处不妥,应予纠正”。以前的法院判决被撤销,现在法庭宣布“叶笃庄无罪”。501979年春节,他登上了一列空荡荡的列车回北京,第二天一大早到站,他叫了辆三轮车,到了叶靓的住处,唤醒了三个还在睡觉的女儿。在他多年前油漆过的那张床的床头,放着妻子的骨灰盒,目睹此,叶笃庄不禁老泪纵横。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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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实访谈,2001年9月;《北京周报》,1960年。
2.Jasper Becker,Hungry Ghosts:Mao's Secret Famine(New York:Free Press,1996);Ralph A. Thaxton,Jr.,Catastrophe and Contention in Rural China:Mao's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 and the Origins of Righteous Resistance in Da Fo Villa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3.方实访谈,2001年9月。
4.参见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Mao's Last Revolu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69,这里提到,邓小平很可能不是最早提出这一口号的人。
5.到目前为止,对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研究最全面的是Roderick MacFarquhar,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t Revolution,vol. 3: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1961—196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
6.在众多关于红卫兵的回忆录和学术研究中,最著名的是Gordon A. Bennett and Ronald N. Montaperto,Red Guard:The Political Biography of Dai Hsiao-ai(Garden City,N.Y.:Doubleday,1971);Gao Yuan,Born Red:A Chronicl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Liang Heng and Judith Shapiro,Son of the Revolution(New York:Knopf,1983);Hong Yung Lee,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A Case Stud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Anita Chan,Stanley Rosen,and Jonathan Unger,“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Canton),” China Quarterly 83(September 1980):397-446;Stanley Rosen,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Canton)(Boulder:Westview Press,1982);Andrew G. Walder,Fractured Rebellion: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7.叶滨滨访谈,2001年8月。
8.叶筠访谈,2001年8月。
9.叶滨滨访谈,2001年8月;叶阳阳访谈,2001年8月。
10.叶滨滨访谈,2001年8月。
11.叶滨滨访谈,2001年8月。
12.叶滨滨访谈,2001年8月。“辽联”通常被认为是红卫兵组织,与叶方这样的党的地方高级干部有联系,因而,叶方被“辽联”抓捕令人费解。然而,从一份同情解放军和左派分子的红卫兵刊物《耳闻目睹》中,1—47期(辽宁,1967年),可以看出,当时“辽联”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分裂了。
13.John Israel and Donald W. Klein,Rebels and Bureaucrats:China's December 9er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268-282.
14.林莺:《坎坷的道路》(北京:东方文化馆,1994年),51—58页、119—124页。
15.方实访谈,1995年。
16.叶笃正访谈,1995年5月。
17.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八十回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4年),114—169页。在他被关押的很长时间里,既没有表,也没有日历,叶笃义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都要把自己在监狱的经历详细自述一遍,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逮捕时期。然后他把它们整理成文字,这也正是作者这部书的材料依据。
18.Puyi(溥仪),From Emperor to Citizen:The Autobiography of Aisin-Gioro Pu Yi(《从皇帝到平民:我的前半生》),trans. W.J.F. Jenn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中文原版,1964年出版。
19.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114页,119—120页。
20.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130页。
21.关于秦城监狱的条件,参见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Mao's Last Revolution,342-345;以第一人称讲述的囚犯经历,参见Sidney Rittenberg,Sr.,and Amanda Bennett,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1),387-432。
22.叶笃庄:《狱中记》(1993年手稿),188—208页。
23.叶维祯访谈,2001年8月。
24.叶阳阳访谈,2001年8月。叶滨滨访谈,2001年8月。
25.叶宝访谈,2001年8月。叶新新访谈,2001年8月。
26.叶滨滨访谈,2001年8月。
27.叶阳阳访谈,2001年8月。
28.叶新新访谈,2001年8月。
29.叶新新访谈,1997年7月。
30.叶滨滨访谈,2001年8月。
31.叶滨滨访谈,2001年8月。
32.叶滨滨访谈,2001年8月。叶新新访谈,1997年7月。林莺:《坎坷的道路》,140—141页。
33.“Talk to the Leaders of the Center,” 21 July 1966,in Chairman Mao Talks to the People:Talks and Letters,1956-1971,ed. Stuart Schram(New York:Pantheon,1974),253.
34.叶笃庄:《狱中记》,77—78页。【译者注】对于此次抄家事件,叶筠致孟繁之信(2014年6月2日):“作为与父母、祖母多年生活在一起的我,觉得有必要澄清部分事实。‘文革’初期,姐姐给爸爸来信说,现在北京形势很紧张,为防不测,务必将家中的老照片,特别是徐世昌和爷爷(案指叶文樵先生)的旧照(有许多是与北洋军阀官员的合影)烧掉。‘老照片’的确被烧掉了,否则我们身处‘天津五大道’地区的家,将会遭受到更加悲惨的、不知多少轮的打、砸、抄的厄运。至于‘艺术品’,我们家根本就不曾有过,也就不存在‘毁掉’一说。只是到了运动后期,在楼后锅炉房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旧箱子,存有许多徐世昌的字画,据说多是其五姨太的仿作,后来当作引火物,陆续烧掉了。不久,1966年盛夏的一天,姐姐一行六、七人从北京来到天津家中。我正好从学校回家,父母、祖母三人站在胡同中的家门口,姐姐面对他们宣读了爸爸的历史履历并表明了与家庭划清界线的态度。随后进家时,姐姐悄悄与我耳语,让我赶快把爸爸的笔记(爸爸习惯把他的随笔日记放在其书桌上)收起来。他们来到楼上,到各屋转了一圈就匆匆返京了。后来姐姐说,跟她一起来的都是本系的教师、红卫兵。因为政治系革委会决定,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教师,必须批判家庭、与家庭划清界线。北京来人的整个过程很短暂,他们没拿任何东西,也未对家人进行过人身‘攻击’。”对于祖母去世,叶筠致孟繁之信(2014年6月2日):“奶奶于1966年深秋的一个上午去世了。当时爸爸正在单位接受审查,妈妈按街道规定上午去清扫大字报,我去东北串联未归。后听母亲说,她中午回家做饭时发现奶奶出事了,随即找来了爸爸,接着又通知了四叔、四婶。奶奶的去世,我们很悲痛,我临行前,奶奶还为我准备了鞋垫……记得后来,母亲与亲戚聊天谈及文革往事时,曾叙述过这段经历。”
35.叶笃正访谈,1997年6月。
36.Yan Jia qi and Gao Gao,Turbulent Decade: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trans. and ed. D. W. Y. Kwok(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6),101-108.
37.Richard Curt Kraus,Class Conflict in Chinese Social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89-114.
38.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Mao's Last Revolution,385.
39.Frederick C. Tiewes and Warren Sun,The Tragedy of Lin Biao: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66-1971(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6);Jin Qiu,The Culture of Power: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137 ff.
40.叶笃正访谈,1997年6月。
41.关于城市青年的荒废,参见Thomas P. Bernstein,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Villages:The Transfer of Youth from Urban to Rural China(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
42.关于文化大革命后期,参见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Mao's Last Revolution,253 ff.;Yan and Gao,Turbulent Decade,337 ff.
43.方实访谈,1995年。
44.叶滨滨访谈,2001年8月。叶阳阳访谈,2001年8月。叶新新访谈,1997年7月。
45.叶笃正访谈,1994年9月,1997年6月。
46.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168页。
47.Harry Wu and Carolyn Wakeman,Bitter Winds:A Memoir of My Years in China's Gulag(New York:John Wiley,1994),236-238.
48.释放令的复印件收入叶笃庄的《狱中记》中,231—232页。
49.【译者注】十年的牢狱之灾,使叶笃庄先生性情非常敏感。叶笃庄先生此次赴上海,五妹家里竭尽全家之力热情招待,没想到造成如此大的误会。叶笃柔女士《叶家往事回忆·五哥》页54云:“五哥刑满后,安排在安徽渔场做渔工。在这期间五哥来上海看我,那时曾廙已过世了。我看到他又瘦又老,真可怜啊!临走前,我把他的内衣裤都缝补好,买了两条香烟和糕点,到车站送他。当时送客的人不准进站,他从渔场带来一个小扁担,自己挑着,我看着他的背影在汹涌的人群中慢慢的消失。眼泪陪着我站立了许久才回家。五哥到渔场后,我还叫女婿英璜到安徽渔场去看过他一次,给他带些日用品和香烟。英璜给他打扫了住房,脏乱的不得了。奇怪的是,他到老年时却成为一个特别爱清洁的人了。”姚翔致叶晓信(2014年6月5日)亦谓:“在我妈的眼里,叶家的事都是‘头等大事’。记得五舅1977年春节来上海,我妈早早就在期盼和准备了。没准备的是五舅需要一条香烟,回去好送农场领导。一个农场管理员对当时五舅的重要性,我们是懂的。我妈赶快把家中后几个月的鸡蛋票交给我,因为当时每户每月只能买两包飞马牌香烟。我急急忙忙到同学家把鸡蛋票换成了当月的香烟票,终于能买上一条香烟。我还为自己能很快完成任务暗喜了一下。”姚翔致叶娃信(2014年除夕)亦说:“五舅为什么农场第一次允许探亲就选择来上海我们家?除了因假期短,还有就因为我父亲在重病中曾用颤抖的手写信给五舅‘希望在有生之年见上一面。’(解放后我父亲没能见到过一位叶家的表兄妹,这是在他生命留下不多的时间内有可能见到唯一的叶家兄妹。)我父亲在问‘五爷何时能来的?’的遗憾中撒手而去。1977年的初二,我和我弟弟在上海火车站茫茫人海中举牌寻找着从未谋面的五舅。我们一家三口举全家之力迎接他,此情此景我至今历历在目。第二年五舅还是选择来上海过年,但因农场不批他假期,决定由姚康去安徽农场陪他过年。因临时姚康腰伤,我妈就让从济南回家过年的英璜赶赴安徽。”
【叶娃注】父亲提到他在安徽怀远渔场看望他的晚辈,也常常提起朱英璜寒冬腊月去看他,给他打扫房间,洗大被单的事。
50.叶笃庄:《狱中记》,241—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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