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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雨过后

1976年9月9日午夜刚过,毛泽东逝世了。三周后,他的妻子及其激进的同伙被捕,他们被称为搞阴谋的“四人帮”。中国历史的革命时代结束了,国家很快将进入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而它们就像革命一样,将彻底改变中国的面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被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国家大力发展出口行业,这样,大量年轻、廉价且纪律性强的劳动力可以充分利用起来。到2002年,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了全球主要的制造业中心。城市的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楼林立,高速列车飞驰于全国各地,新的流行服饰取代了早期男女通用的单调的中山装,摇滚乐和因特网彻底改变了文化领域。2008年,全世界见证了北京奥运会,其比赛场地之宏伟壮观,在可预见的将来,他国不可企及。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而中国共产党则牢牢掌握着政治权力。新中国再一次呈现出全新的面貌。1

后毛泽东时期中国的转型是彻底的,其过程则是逐步展开的,领导这次转型的是以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为首的党的领导核心。邓小平采取的方法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使得大家对于经济和社会转型能进行到何种程度都不是很确定。首先,毛泽东时期党的领导集体中尚在任的“左派势力”被边缘化。之后,农业从集体经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市场动力得以恢复。农村集体建立了工厂(即所谓的乡镇企业),在沿海地区和城市郊区尤为盛行。沿海地区成立了经济特区,以便吸引外资,刺激廉价货品的生产以供出口。从西方和日本引进了新技术,通常是从国外直接购买整个的工厂、钢铁厂或者冶炼厂。起初,它们大多是大型的国有企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私有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超过了国有企业而成为了新经济体制的主体。2

随着发展经济取代了无产阶级革命成为党的指导力量,新的领导集体设法消除似毒药一般使社会分裂的无休止的政治斗争,恢复社会稳定、行政秩序,以及对技术和实用专业知识的尊敬。在很短的时间里,成千上万受到批斗的干部和以前的“右派分子”得到平反。此时,年长一代的叶氏兄弟都已进入暮年。他们生于20世纪10年代,大部分都已年届六旬。然而,他们也恢复了工作,许多人退休时都身居要职,工作舒适。

叶笃正在科学院的工作无疑是最突出的。“文革”期间,科学院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没有遭到严重破坏。1975年,新崛起的革新派(后来担任党的总书记)胡耀邦(1915—1989)被任命为科学院院长。随着工作重点重新转移到先进研究和与国际科学界的学术交流上来,叶笃正在院里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1978年,他被任命为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所里共有480名职员,300多名研究人员。他积极参加国际会议,研究所也受益于与美国签订的文化交流协议,它们使得中国的研究人员能够接触到美国的卫星图像。3从1981到1984年,叶笃正担任科学院的副院长,他的科研成果受到了国家和国际上的认可。虽然他一直致力于科研工作,党和国家一直积极地(“文革”时期除外)吸收著名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参加政权。因此,叶笃正1964年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74年至1989年再次当选,1979年至1989年期间还入选为人代常务委员会委员。1979年,因为升任了科学院的管理层,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而担任这些职务并不表示他又恢复了对政治的兴趣,他无疑对政治权力没有任何野心,但由于担任了领导职务,他就能及时了解政治动向,而了解这些对于在新中国开展学术科研即使不是必不可少的,至少也是大有裨益的。20世纪80年代正式退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他仍然积极参与科学院的各项事务。2006年1月,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仪式,胡锦涛主席颁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叶笃正获奖,这是对他毕生成就的认可(同时还发行邮票,以纪念他做出的贡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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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家主席胡锦涛给叶笃正颁“最高科技奖”,2006年

在叶家,叶笃正获得的国家认可显然是最为突出的,不过他的兄弟们也在后毛泽东时期成绩卓著。叶笃庄回到中国农业科学院时,已经65岁高龄了。虽然院里给他提供了舒适的公寓,给他补发了拖欠的工资,还发一份基本工资,但他明白自己再也不可能继续从事实验室的科研工作了,于是便将余下的精力投入到达尔文著作的翻译上来。他翻译的《物种起源》于1982年出版,到上世纪末的时候,又翻译出版了多卷本的《达尔文进化论全集》。5笃庄还恢复了在民盟的工作,在北京参加会议,还经常参加科技代表团,就如何治理干旱的西北地区的沙漠化等问题向政府献计献策。

已经加入共产党的两个叶家兄弟在晚年事业也有过短暂辉煌。方实继续在新华社工作,后被提升为国内部主任、机关党委书记。在东北,叶方在党内的彻底平反由于毛远新的阻挠而大大延迟,但随着主席逝世,“四人帮”倒台,障碍消除了。叶方被调到中央党校,担任理论部主任,第一次与北京的兄弟们团聚了,他的余生也将在这里度过。叶笃义也回到了民盟,并担任了领导职位,但多年的狱中生活让他变得比以前更加谨慎,他希望过一种安静的退休生活,只是当党定期邀请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时,才偶尔参加民盟的会议。1993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解释说他“认‘庙’不认‘神’”——即接受党的理想,但不接受党的组织。6到上世纪末,这一代叶家人有四人都入了党(以前只有两人)。

后毛泽东时期环境相对宽松,叶家兄弟与久无联系、后来在重庆说相声的叶利中又恢复了联系,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自从年轻的利中在抗战期间离开家,参加在印度训练的中国青年远征军后,兄弟们就再也没有他的音讯了。因为那支部队在返国途中经过缅甸时遭遇的伤亡最为严重,他的兄弟们大都以为他已经牺牲了。事实上,他一直在四川做相声演员。他的哥哥曾经由于觉得他是艺人,有失体面,而将他赶了出来,为此他一直很伤心,另外他也觉得不好意思与北京的兄弟们联系。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他在演艺方面已经有些名气:他整理的两个相声集子都已出版了。7他注意到报纸上有时会出现兄弟们的名字,尤其是著名科学家笃正。1984年,他通过在北京的一位相声同行(李金斗)与兄弟们取得了联系。很快,失散约四十年的几个兄弟聚到了一起,几场家宴气氛温暖,令人感怀,不过大家都觉得这位久违的兄弟性格奔放(几杯酒下肚之后很容易就会表现出来),而且有时候还会开一些粗俗的玩笑,这让他与几位较为克制的知识分子兄弟有所不同。

随着叶方调到中央党校,大部分叶家人都到了北京。因为家里装了电话,后来又有手机,他们聚在一起就更容易了,而且过去让他们不敢过多联系的政治顾虑现在已没有了。现在,兄弟们,堂、表兄弟姐妹们,在周末或有人过生日时,还有假期时都会聚在一起。尤为重要的是,每年农历春节时,大家都会在方实位于新华社的大院里欢聚一堂,所有人都会参加。他们会在附近的饭店订两桌丰盛的酒席,席间常会互相敬酒,恭贺最近取得的成绩,或者谁家又娶妻、嫁女、又添丁了,也会回忆过去的时光。尤其是在这些场合,大家会谈到一家人经历了战乱和革命而存活了下来,倍感骄傲,并会热烈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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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五兄弟,摄于1991年(姚翔提供)。从左至右:叶笃正、叶笃义、叶笃庄、叶笃廉(叶方)、叶笃成(方实)。

这些家庭聚会上大家经常会认真讨论国家目前的形势。老一代人乐见更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并为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而感到由衷骄傲。几个兄弟谴责极左时期的愚蠢错误,对于在破坏性的政治运动中失去的时光感到惋惜。然而即使是那些在毛泽东手里受过牢狱之苦的人也认为主席居功至伟,是他领导了中国的崛起,做出了抗美援朝的决策,制造了原子弹,发射了卫星。他们也严肃批判了改革时期党内的腐败现象。1989年之后的几年,叶家,包括家里的共产党员,与国家的关系更为复杂了。兄弟们支持市场化改革但又担心随之而来的腐败;批判中国的一些政治现象,但外国的批评者如果批判中国违反人权,他们又会严词维护。方实的转变尤其值得一提,他是《炎黄春秋》杂志编辑部的重要领导人,这份杂志上关于党史的文章变成了已退休的资深的党的坚定拥护者发表自由评论的最主要平台。8“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炎黄春秋》也为他提供了一个直抒胸意的平台,这在他以前工作的新华社是不可能的。

后毛泽东时期叶家最显著的变化是年轻一代。除了最年长的几个,年轻的一代都生于20世纪50年代,或稍早一点。“文革”开始的时候他们在上高中、初中,甚至是小学,因为学校被关闭,他们无法再接受教育。大部分人参加了上山下乡——他们来到了东北的农村、山西和陕西贫困荒凉的山区,或是内蒙古的大草原。我们之前提到了叶方的子女在东北的经历,以及20世纪70年代大学重新开始招生后,他们不断努力,力争考上大学。不过,直到1978年,当阶级背景和父母的政治成分不再是入学的一个考量因素时,他们才得以继续他们的学业。

叶方的女儿滨滨是这一代人的一个典型代表。她的父亲一直觉得她善于观察,思维敏捷,认为她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或者是进入政府部门。但是“文革”期间的经历,使她一想到政治就很厌烦。她不愿意扮演那样的角色,但她仍然希望从事能够为人民服务的职业。她把注意力转移到医学上来,如果学医,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下,她都可以帮助老百姓。她先是在1973年参加了高考,但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还未得到平反而未被录取。直到1978年“四人帮”倒台后,在医院做了一年技术员的她考取中国医科大学。她1983年毕业,获得了医学学位,又于1986至1989年间读研究生,继续儿科放射学方面的更高层次的学习,后又于20世纪90年代去日本进修,做科研,主要研究如何将磁共振成像技术应用于神经系统疾病。此时,她的父亲在中央党校任职,借助于他的人脉,滨滨所在的医院获批购买昂贵的进口核磁共振成像仪器。由于天资聪颖,在日本接受过高层次的进修,对工作的全心投入,现在又有了从事这一行业必须的设备,她成为了全国最突出的放射科医生之一,担任她们医院放射科的主任,在国内的医学期刊发表了多篇论文,并被大家推选为“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儿科组的组长。2005年,她调到了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那里设备条件更好,现在该院任教授和副主任。

这一代叶家人普遍决意避开政治。他们的祖父因民国初期政坛发生的危险变化感到惶恐,放弃了对仕途的追求,而叶家的祖先有很多代人都以此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辛亥革命之后,叶崇质转而从商,这个领域相对安全,并且也可维持家计。他的几个儿子,到20世纪30年代时都已长大成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们的爱国热情使他们投入到了政治活动当中。到“文革”时,涉足政治仍然危险,但却不可避免,在不断变幻的政治风云中,全家人都或多或少经受了磨难。因而,新一代叶家人又一次躲避政治斗争的危险,便不足为奇了。叶笃正的子女很自然地都被吸引到科学事业中。长子叶维江在“文革”之前就念完了大学,但是被分配到了一家工厂工作。当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回国招收杰出的年轻物理学家到位于石溪(Stony Brook)的纽约州立大学深造的时候,他的机会来了。维江入选,现在担任爱达荷大学物理系主任。他的弟弟、妹妹直到1979年才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他们都选择了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理科专业,后来也都定居美国。当叶笃庄终于获释,三个女儿也从农村回来继续接受教育的时候,她们也都投身学术界,首先在国内求学,然后又赴美深造,分别获得了考古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艺术硕士学位。方实的长女叶维丽也成为了一名学者,1979年出国深造,获得了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现在位于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大学任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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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氏兄弟在北京,1984年

不过,也有例外,叶方的二儿子勃利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上山下乡时任生产队队长,表现突出。“文革”后期,他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就读于辽宁大学,很多党的领导干部的子女都是以这种方式离开农村,继续接受教育,虽然在高度政治化的20世纪70年代,他们所受教育的质量很成问题。勃利先学了经济学,然后是马列主义,这些为他以后的仕途发展做好了准备。他的第一段婚姻令他苦恼不堪,也很短暂,离婚后他调到了大连经济研究所,在这里,他因为提出了改革时期新的经济思维而小有名气,引起了中央领导的注意。这位领导在叶方还在东北时即与他相识,1987年,此人推荐他赴海南挂职。海南当时是经济试点的典型,勃利被任命为县长。任职期间,他表现不俗,引起了上级的注意,于是被调到了省一级政府机构。然而,在他的事业正要飞速发展的时候,他在陪同省长视察途中遭遇车祸身亡。这样,在年仅44岁时,这一代叶家唯一的一位官员的政治生涯就以一种悲剧的方式结束了。9

虽然剧烈的变化重新塑造了中国的经济,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但叶家的年轻一代却很少有人对经商感兴趣,这点非同寻常。一个显著的例外是叶方的一个小儿子,他的生意还在不断发展壮大。

叶家的另外一位商人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一条道路。“文革”开始的时候,方实的儿子叶维佳正在读中学。随着红卫兵被下放到农村,他和姐姐1968年来到了山西北部的农村地区,接下来的六年都在田间劳作。1974年,他设法回到北京,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一所技校学习电子。毕业后先是在一个研究所呆了几年,然后获得了去匹兹堡大学公共和国际事务研究生院学习的奖学金。他的妻子也在匹兹堡大学学习,1987,儿子在这里出生。通过博士综合考试之后,他的重点转移到了工程和商务方面。他考入了匹兹堡大学的工程学院,获得全额奖学金。并与几位老师一起在一家软件公司工作。他很快发现自己有商业方面的天分,到1991年,他供职于匹兹堡平板玻璃公司,而该公司当时正谋求在中国发展生产厂家。他在这家公司工作了14年,先在美国工厂熟悉业务,然后在中国寻找合作厂家,并监督这些工厂的生产,并最终全面负责这家机械玻璃公司在全亚洲的业务。他的办公地点在香港,他只有在周末和节假日才能回北京与妻子和孩子团聚。他现在也在北京负责一家非政府组织(NGO)——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向国内企业提供环保方面的商业模式。他成功的原因可以归结为“文革”时期培养出来的自立精神、20世纪70年代的技术培训,以及后毛泽东时期的出国经历,所有这些因素都促成了他的成功,同时也促使中国崛起为全球生产制造业的超级大国。10

回顾叶家的这段历史,我们会意识到叶家在内乱、战争和革命的混乱年代中表现出来的韧性。历程开始的时候,太平天国的乱军占领了安庆,叶家人逃离了老家。接下来的那些年,他们躲在安徽的山里,然后把妇孺送到了相对安全的陕西,而家族中的男性则加入了抗击乱军的战斗。当叶坤厚与兄弟们分开,他们经常通信并交流诗作,平定内乱后,家族中大多数人聚在了开封。在20世纪,日本的侵略又使家人离散,叶家兄弟们各自遵循了不同的人生和政治轨迹。但在共和国初期,他们又大多相聚在了北京。最后“文革”将父母们送进了监牢或被下放五七干校,子女则上山下乡,多年在农村辛苦劳作。但“文革”结束后,家人再次相聚,重新回到了北京的新家。

叶家保留了家庭的完整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发生变化。中国所有关于家庭力量的陈词滥调中,都需要一个限定性的说明,即家庭的本质和内涵是不断变化的,而这点在现代表现得最为突出。现代家庭的流动性和周期性的离散是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四百多年来,《叶氏族谱》对一代又一代居住在安庆的叶家人的生活进行了记录。但是,在太平天国占领前叶坤厚带着家人逃离了安徽老家,之后他的后人就再也没有回到那里。在中国,官员经常需要在不同的地方任职和生活,但是帝制时期的惯例则是官员卸任后,会和家人回到祖籍所在地。即使是在帝制时期,这个惯例也有很多例外,但到了现代,这个规则根本不再适用了。坤厚的后人就散居各地,我们书里讲到的这个分支离开了安徽这个内陆省份,在天津这个沿海港口城市定居,另外一些人则留在了开封,或是定居武汉或其他地方。20世纪的战争和革命给叶家带来了新一轮的流动和改变生活的经历,叶家兄弟们的足迹遍布全国的很多地方,他们中的很多人第一次体会到了内陆省份农村地区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数分散的兄弟又聚在了北京——叶家新的家族根据地,只有一个留在了天津,另一个在重庆,还有一个则留在了东北。叶家的姐妹们则更加分散: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还有一个远在西南的昆明。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叶家人散居各地——年轻一代有很多人在美国或欧洲定居,或是在海南或广州做生意——这一局面是现代中国城市家庭流动性更强的一种延伸。

家庭结构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帝制晚期大家庭的显著衰落,在叶家,这种家庭形式持续到了民国早期叶崇质在天津的家。在19世纪中期,叶伯英甚至在娶妻生子后仍与父亲住在一起,辅佐父亲处理衙门事务,直到中年。20世纪的叶家兄弟在30年代分家后就都自立门户了——唯一的例外是长子,他一直与他母亲,即他父亲的两位夫人生活在天津。这些新的核心家庭是基于爱情婚姻建立的——除了较年长的三个兄弟之外。并且,虽然正如我们所见,有几个家庭也有各自的问题,但夫妻之间的关系成为家庭的核心。年轻一代叶家人都是核心家庭——尽管有时因为住房紧张,而年长一代当中有几家的公寓较大,以及出于祖父母照顾孩子的便利,他们会回到父母家里居住。这一代离婚率明显上升。离婚在帝制中国几乎不可思议,在毛泽东时期人们会强烈劝阻,而现在,正变得越来越普遍。由于夫妻关系成为了婚姻成功的关键,如果夫妻关系破裂,通常就会离婚,在二十五个年轻一代的叶家成员中,七个有离婚经历。

女性地位的转变是根本性的。《叶氏族谱》反映了儒家父权主义的偏见,坚持认为妇女就应该待在家里,所有的家庭不和都是她们引起的。《族谱》中关于19世纪家族女性的记载都是传统的、赞美的。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女性在家庭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她们监督子女们学习,支持丈夫的举业,并默默地推动丈夫在衙门里仁慈施政,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从这些记载中,看不出她们在家庭之外有什么活动——甚至是一些长江下游地区女性较普遍的诗文酬唱。1120世纪通商口岸的生活产生了一种女性社交活动的新形式,以打麻将为主,但即使到了民国早期,叶崇质也觉得教女儿们识字和刺绣之外的东西是不合适的,只有最小的女儿上学了,基本是在他去世之后。但当崇质较年幼的几个儿子有机会自己择偶的时候,他们选的都是受过一些教育的女子,他们的妻子在共和国时期也都有工作——虽然都没有她们的丈夫那么出色。现在的这一代叶家人在男女平等方面有了更大的进步,尤其是在学术领域,在五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叶家人当中,有三位都是女性。仕途(勃利)和经商(叶宝和维佳)主要还是男性的领地,但叶滨滨在放射学领域的成就使她成为留在国内的同辈人当中最成功之一。

本书叙述的主线是现代中国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对一个中国精英家庭几代人的影响。叶家经历了三个非常动荡的时期——19世纪中期的内乱、抗日战争,以及共和国时期的革命运动。每一次社会动荡都耗费了家庭成员的大部分精力,从根本上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职业生涯,虽然每次社会动荡的影响和家庭成员的反应都是截然不同的。

从1853年太平军发起进攻,叶坤厚被迫带家人离开安庆,到1868年捻军判乱最终得以平定,这十五年的时间里,叶坤厚的大家庭一直致力于恢复帝国的秩序。当他们逃离安庆的时候,是一大家人一起逃走的,之后躲避在深山里,直到妇孺可以被转移到陕西比较安全的地方。作为一名官员,叶坤厚把仕途当成了整个家庭的事业——叶伯英和他的叔父们都一起协助——于是,在伯英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前程,赴京上任之前,他已年过三十,已娶妻生子。更重要的是,直到1868年之后,伯英才获得升迁,而当时,正值朝廷因为叶家平定捻乱有功而予以褒奖,正如同他1856年赴京担任第一份差事就发生在其父觐见皇帝之后一般。在这一时期,功绩是整个家族的荣耀,因而,叶坤厚的诗中因写有“治民如治家”的名言而为人所知,就不足为奇了。国家和家庭的稳定密不可分,而这两者都受一些并行原则的制约,从而能够井井有条,如等级制度、纪律、礼仪,以及家长制。尽管在帝制晚期,国家制定了许多法规,以防止裙带关系的出现,但在清朝末年,如果官员忠心耿耿,清政府会荫及子孙。甚至是叶崇质,叶家最后一位清朝官员,也因为世袭的荣耀获得了荫生的功名。12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大多数叶家兄弟都离开了天津,此时,叶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他们离开天津的情形与1853年先辈逃离安庆时截然不同。部分原因纯属偶然:他们的父亲去世较早,而叶坤厚过世时已87岁高龄,此前一直担任家长的角色。更重要的是,这些男孩子曾在南开中学寄宿读书,然后又离家上大学,这些经历为他们提供了除安徽会馆后面的叶家大院之外更多的开展社会活动、发展亲密关系的场所和对象。这与前辈们从安庆逃离时大不一样。一个世纪以前,叶伯英也曾离家参加科考,前文也曾提到,他很享受离开家,和朋友们聚在一起,或是去一些风月场所逍遥的时光。但是,他为了准备科举考试而学习的经史与他在家里学到的东西一样(在家里经常是叔父们在督导他),考试一结束,他就会回家,帮父亲打理庶务。家里家外的生活之间没有什么大的文化差异。而在南开中学,叶家兄弟学习英文的科技著作,了解了日军在东北的侵略活动,参观工厂和监狱,这时学校推行的是民族主义的教学课程,这与他们在家里学到的东西大不相同。到了20世纪30年代,叶家兄弟中有很多人都在读他们的左翼朋友给他们的激进的小册子,叶笃庄也写了一篇关于《帝国主义与中国资产阶级》的文章。他们还参与体育运动、学生自治、剧社,以及童子军,而他们在参与这些活动时,是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的成员,即被灌输了一种强烈的服务国家责任感青年。中华民族,他们南开的同学,以及他们的政治承诺,激发了他们新的忠诚对象,这些有时会与家庭责任发生冲突。当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开始,较年幼的兄弟都参与了抵抗,而他们离开时,不是与家人一起,而是每个人分别与自己的朋友或学校的同学一道。这些朋友是他们新的同志,与这些朋友在一起,他们感觉很自在,而且也希望与他们一起去完成爱国使命。

战争时期离开天津去内陆省份的五个兄弟,当时都正值人生的黄金时期,他们二十出头,还未成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轨迹,相互独立。战争使他们独立的单身生活拉长,迫使他们自己做出人生的重大决定。在政治和社会方面,这个年代是混乱的,大部分叶家兄弟在不同时期都分别跟共产党人、国民党人,还有诸如山西的阎锡山这样的独立军阀,以及像后来成立了民盟的自由主义的爱国知识分子合作过。在战争期间,每个人做出的决定都将影响他们自己的人生轨迹。他们的选择反映了民国时期特有的来自学校、政治、爱情和友谊的多重影响。叶笃正离开左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是因为他的女朋友听从了她党内同志的劝告,离开他而选择了一位政治方向上更正确的伴侣。此后,他便投身于科学事业。他的两个兄弟加入了共产党,之所以加入共产党,原因之一都是他们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时结识的人引领了他们。叶笃庄的道路最为曲折,他曾效力于多个机构:包括共产党的八路军、附属于阎锡山部队的“新军”、独立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国民党政府“特种情报所”、民盟,以及美国的战略情报局。对于这个鲁莽的爱国青年来说,所有这些工作都是打败日本、建设更进步的中国这个单一使命的一部分。但他从事的工作和结识的人在未来的几年将对他产生重大的影响。

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叶家兄弟都欣喜若狂。虽然他们在战争期间有过多种经历,但谁也没有跟随国民党逃到台湾,他们要投身祖国未来的建设,因而都留在了大陆,这一点不同寻常。在新政权的领导下,他们都找到了工作,可以获得薪酬,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但新政权下的社会制度一开始把每个人都归入一个特定的阶级类别:地主或贫农,工人或资本家。对叶家兄弟来说,他们所属类别的政治属性多过社会属性:革命干部、民族资产阶级、民盟知识分子。民国时的政治探索和人们纷纷工作于不同组织的混乱时代结束了,阶级类别越来越固定。这些标签影响的不仅仅是当初选择加入共产党还是民盟的这几个人,它们影响的是一个个的家庭,因为阶级和政治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是世袭的:父亲是地主,子女便是地主;父亲是革命干部,子女便是革命干部。传统体制要求结婚应该门当户对,与清朝时期的叶家人通婚的都是受人尊敬的绅士家庭。在新中国时期,政治地位比社会阶层更重要,前文也提到,加入共产党的两个叶家兄弟都是在组织的许可下,与党内的同志结婚,所以配偶和子女的政治标签都会与家庭中的男性家长一致。

共和国的政治运动——“反右运动”及之后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影响叶家的第三个动荡的时代。动荡的由来与反对清朝统治的暴乱或日本侵略不同。这个时期,一个家庭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是由多年前所做的历史选择决定的:加入民盟的叶笃庄和叶笃义遭受的迫害最为严重;在科学院工作的叶笃正被指控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但他受到的迫害较少。方实和叶方都是共产党员,他们被怀疑同情“走资派”,但由于叶方更多地参与了“一二·九运动”,和刘少奇关系比较密切,这使他遭受了更长时间的政治批判。有两次,叶笃庄眼看就要平反、回到家中,但大陆与美国支持的台湾国民党政权关系又再次紧张,安全机构中就有人阻止释放这个战争期间战略情报局的雇员。叶方和他在东北的家人遇到的问题则部分是由于毛远新在党的地方机构中的强大权力。在这些运动中,党组织向犯有政治问题的家人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督促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与被打成“政治犯”的家人之间“划清界线”。有时候,这种要求确实会使家庭纽带断裂。但一般来说,叶家即使属于这种情况,子女也会与父亲一起受到指控,而这样做的结果似乎使家人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了。大家都处境相同,被认为是一类人,而父母和子女只有彼此可以依靠。

就像抗日战争一样,“文革”使叶家人彼此离散,遍布全国各地。年轻一代大多数被以“知识青年”的身份派到乡下劳动。除了几个例外,这一代人也都是分头走的,与同学一起,而不是兄弟姐妹。然而,与他们的父亲不同的是,他们没有被这种经历政治化,而是开始回避政治。“文革”中的经历无疑培养了这一代叶家人自力更生的独立精神,其中的一些人还学会了一系列的实用技巧和街头智慧,这些在后来的市场经济和更为激烈的学术环境中都大有用武之地。家庭纽带仍然很重要,正如1868年,叶坤厚的兄弟和儿子们因为叶家在平定捻军叛乱中的勋业而获得官位一样,20世纪70年代初,加入共产党的叶家兄弟也有几个子女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大学学习,而他们没有这份运气的堂兄弟或姐妹则只能等到1977年后竞争性的高考制度完全建立才有机会。他们在后毛泽东时期的生活比自己的父母更加多样化,而且他们的足迹遍布了中国和全世界的更多地方。但他们仍然是一个大家庭,现在依靠电子通信将彼此连结在了一起,这棵大树的树叶和树枝现在共享一个虚拟空间,而他们的未来还有待书写。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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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看Richard Baum,Burying Mao: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Randall Peerenboom,China Modernizes:Threat to the West or Model for the Res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Yasheng Huang,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2.Barry Naughton,Growing Out of the Plan:Chinese Economic Reform:1978-199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and The Chinese Economy:Transitions and Growth(Cambridge,Mass.:MIT Press,2007).
3.参见叶笃正、符淙斌、巢纪平、M. Yoshino主编:《中国气候与世界气候变化》(英文卷)(北京:中国海洋出版社,1987年)。
4.周家斌、浦一芬:《叶笃正——求真求实登高峰》(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
5.《达尔文进化论全集》(十三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1996年)。
6.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八十回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4年),第179页。
7.叶利中、张继楼:《歪教书:传统相声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及《怪病怪治:传统相声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8.关于《炎黄春秋》,参见以下网址:http://en.wordpress.com/tag/yanhuang—chunqiu/(2009年8月28日)。
9.叶滨滨访谈,2001年8月。
10.叶维佳访谈,2009年9月。
11.这里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叶家的女性族人会写诗,就像Susan Mann在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张门才女》)中描写的那样(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
12.《叶氏族谱》卷七,第16页B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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