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序

叶氏一族，源出长江中下游的咽喉要镇安庆。(1)自晚清以来，这个家族又以先辈宦游所至，前后聚族于开封、保定、天津、北京等地。他们既非中国声光腾焯的门阀世族，也非寻常人家，是属于社会中层的精英门第。叶家在19世纪声名鹊起，源于其先辈在河南抗洪和平乱中的勋绩，他们家族的好几位都曾在赫赫有名的淮军中效力，但在《淮军志》中却鲜有提及。两代人之后，一位叶姓族人曾短期出任直隶巡警道（实际负责天津的警务），也与民国早年的大总统袁世凯关系甚密，袁世凯的一个孙子即为叶家的螟蛉义子，但天津的报纸对这一家族绝少报导。到了20世纪，先前担任过巡警道的叶姓族人的儿子们进入了颇负盛名的南开中学读书，其中的大部分人又在1930年代陆续进入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学府深造，中日战争爆发，他们不得不中止学业，投身抗日救亡。抗战胜利，两位叶姓族人在中国民主同盟中超踰伦匹，为世人瞩目，于是，叶笃义的名字为越来越多的国人所熟知。他的一位弟弟叶笃正，是中国科学院顶级的大气物理学家，同时也是人大代表。另外两位兄弟，都是新中国的高级干部，分别担任中央党校理论部主任及新华社机关党委书记。然而没有哪位叶姓族人能跻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领导团体的决策层。在晚清（1644—1911）、中华民国（1912—1949）以及新中国时期（1949—　），叶家都一直维系着他们的精英地位，从未到达社会权力顶层，但也从未沦落为普通市井大众。

汉语中，作为姓的“叶”字也有“树叶”的意思，而这个含义对于这个家族显得尤为允洽。一方面，叶氏数代人如同一棵大树的不同分支，彼此相连，族谱将他们溯源到同一个根源。另一方面，在家族历史的关键节点，这些“树叶”随着近现代中国的狂风飘零辗转，各自寻找属于自己的生命归宿。本书即要讲述过去两个世纪以来，这些叶姓族人的不平凡生活，试图以此分析造就现代中国的内乱、入侵、战争和革命在每个人身上的真实展现，以此勾勒历史演进的人性化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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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及美国历史研究中，从来就不乏对家族史的深入探究，其中很多深入分析了与现代变革相关的种种变化，如：父权家长制的逐步削弱，精英世家的日渐消亡，核心家庭的日益兴起，配偶之间对于爱情及相互情感的日益重视，以及对于子女的培养和教育等等问题。欧美的家族史研究也对私人生活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史料，书信和日记就像窗户，展示了传主个人的情感世界，以及相关较私密的人际空间。通过这类历史研究，我们了解了诸多个人生活与公共领域的交汇点——一方面包括大规模的经济、文化、社会以及政治的变迁，另一方面，则包含了家庭个体内部的分化及之间的相互影响。(2)

尽管家庭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已充分证实，尽管上述过程中的一些也影响着中国家庭（如父权制衰落、核心家庭兴起、配偶之间对于爱情及相关情感日益被看重等），但关于中国家族史研究的文献却远不及西方广泛和普遍。(3)20世纪之前个人书信往来资料相对缺乏，加之中国人日记中内省不足，这些都使得写出像西方那样详尽的家庭生活史极其困难。当然，中国也有为望族编修族谱的传统。叶家的族谱就对本研究起了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它使我能够将其家族历史追溯到14世纪，得以深入研究其家训中所包含的伦理原则，并为我提供了很多来自19世纪的重要传记材料。但这样的族谱作为史料有其局限性：（一）族谱所关注的，几乎全部是宗族之中的男性成员、男性世系；（二）撰写族谱的目的就是为了显扬祖上声光，因此其内容会有选择性的趋利避害，只记荣光的一面；（三）族谱之中对于人际关系、家族动态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则囿于父慈子孝的道德示范。为了超越这类局限，我参考了叶氏族人于19世纪撰写的大量诗文著作，并且对出生于20世纪早期、现仍健在的叶氏族人进行了广泛的访谈。

本书追溯了叶家的历史，从14世纪的始迁祖起一直至现在，但重点在19和20两个世纪，这一时期可以找到大量可靠的历史文献。我的目标是为这段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描绘出一些人性化的色彩，在这段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关键时期，记录一个中国家庭真实的人生遭际。故事始自19世纪，当时爆发了大规模的破坏性内乱，书中详细描述了一些叶姓族人的私人和公众生活——他们通过成功镇压内乱和抗击自然灾害，从而使自己在一个帝国晚期的官僚体制下得以擢升。之后的几代人亲历了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大肆掠夺、攻击（案指甲午海战），经历了中华帝制的终结，以及新诞生的中华民国的种种艰难。到20世纪早期，叶家的重要分支已经从农业大省安徽和河南迁徙到了天津，一个根据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条约而开放的通商口岸。在那里，他们经历了军阀混战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家族成员被迫四散，那代年轻人在其后的战争和革命中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政治运动连续不断，在“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运动中达到顶点。对于这段动荡时期，历史书中通常将其描述成大规模的客观社会和政治演进的产物，或者是一小部分国家领导人政治权谋的结果。本书旨在使这段历史人性化，探究个人和家庭是如何经历这段翻天覆地的历史进程的。

我也试图说明，叶家的经历不仅仅是个人受难、做出牺牲的故事。很多书中（大部分作者是到国外的新移民）已经描述了“文革”期间很多人所承受的苦难。(4)叶家人也不例外，但他们不仅仅是被动的受害者，他们也是缔造这段历史的积极参与者。本书覆盖了较长的历史时期，这使得它能够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讨论影响这个家庭和整个国家的那些变革，以及家庭和社会政治变革之间相辅相成的共构关系。

本书的前五章描写了帝国晚期（明清时期）的叶家。其重点是一对叶坤厚和叶伯英父子。19世纪中叶，他们在对大规模内乱的竭力镇压中得以升迁。他们是传统的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德行就是孝和忠——对祖先、父母尽孝，对君主尽忠，二者密切相关。同样的道德原则也适用于公共和私人领域，叶坤厚曾写道：“治民如治家”。(5)他的儿子伯英先是在家由叔伯们教读，之后又由他亲自来课读，同时也帮他处理政务。家庭责任与为官职责紧密连结，在帝国官僚体制中，他们当中每个人的升迁都得益于家族成员的治绩和勋业。

虽然晚清时期的叶家人价值观可能相对守旧，但他们的宦迹浮沉反映了帝国末期统治中的重要变革。他们都曾在儒家经典方面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常年耗费青春准备能使自己具备出仕资格的科举考试，却从没有通过较低级别的乡试。他们得以升迁，更多是缘于在地方官任上所展现出的能力。这样的仕途经历，反映出了由来已久的基于科举的任官体系的日渐瓦解，这一体制最终随着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而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当时，清王朝统治已摇摇欲坠，叶家也从内陆省份迁徙到了沿海的通商口岸天津，在那里，各种变革的浪潮会完全改变20世纪的家庭和20世纪的中国。

本书中间的几章（7—10章）探讨的是民国时期（1912—1949）。这一庞杂纷乱的历史时期始于十年的军阀混战，继而是国民党统治下的表面有序时期，随之是1937—1945年的全民抗日战争，最后是短暂而血腥的内战。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对于叶家来说，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一面便是年轻一代在离开家族与私塾之后所受到的塑造他们生活的一系列新的影响。在学校寄宿的年少的兄弟们获得了某种程度的个人独立，这种独立反映在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抗拒家庭包办婚姻到参加体育活动、戏剧社团以及信仰激进的爱国主义和接受革命性的政治观点。战乱年代进一步弱化了家庭纽带，当时叶家兄弟不再聚居一处，而是追随了不同的政治、学术和职业道路，他们的生活也更多地受到了他们的同龄人、他们的个性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不再是他们在家族结构中所处的位置。

新中国时期（11—13章），整个家族以一种新的形式重新构建：即由夫妻和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配偶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它在各种政治运动导致的动荡中，受着考验。新的更强有力的党治国家在儿童教育方面扮演了更多的角色，叶家的孩子大都入托。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不时地挑战着家庭关系，并鼓励孩子们跟他们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行的父母“划清界线”。这一时期与清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那时朝廷和家庭遵循的是相似的治理原则，“治民如治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叶家的家庭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牢固。在那个充满仇恨的政治和派系斗争的时代，人们逐渐认识到只有家庭纽带是最可靠的。无疑，家庭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它也给家庭成员提供了一种新的情感慰藉和私人生活空间。

本书基于这样一个论点（姑且斗胆从女权主义理论中借用吧），即“个人即政治”。如果我们不能领悟大的历史进程对个人生活的影响，我们就不能充分理解这些历史进程。相反，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小习惯、小习性也有助于塑造人们所生活的和决定历史进程的大社会。正因为如此，我努力将重大历史事件和变革拉回到个人生活的层面来描述。我之所以可这样做，是因为种种特殊的原因使我能接触到关于叶家的不同寻常的大量文献资料。大约二十年前，我的岳父叶笃庄先生开始为他的两个外孙女写他的自传，他的回忆引起了他几位兄弟对过去的追忆。1994—1995年间，我和我的妻子开始搜集她几位叔叔伯伯和他们子女的口述历史，并查询了20世纪30年代他们就读学校的档案。

岳父过世后，他女儿获准从他生前工作过的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复印其个人档案，这份档案包括了1950年代历次政治运动的重要信息。之外，岳父和他妻子的日记残篇也得以幸存了下来。当我们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发现了叶伯英（我岳父的曾祖）年谱稿本《耕经堂年谱》，并得以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复制到他为官时的奏折和行状时，我们的工作有了相对的历史深度。1995年春天，我们回到了叶家在安庆依然保留下来的的祠堂（祠堂所在的村子就叫“叶祠”），那里的远房亲戚非常慷慨地允予我们复制他们保存完好的十二卷1944年版的《叶氏族谱》。住在北京的叶家兄弟自儿时起就没有再见过这样的族谱。数十年的战争和革命毁掉了他们和家族过去的重要纽带，但在安庆城外的乡间，这份家谱得到了保存。再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居蜜博士（Mi Chu Wiens）帮我找到了叶伯英父亲叶坤厚的二十卷的诗集《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这些充满洞见的诗词，为我深入了解晚清家庭个人生活和他的宦迹沉浮，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帮助。

这些叶家家族成员的回忆录、口述史、学校记录、档案、日记、族谱、年谱、传记（含墓志、行状）、奏折、诗文使得较为详尽地描述这个家族从19世纪早期到现在的生活成为可能。除此之外，相关的地方志、报纸、学生刊物，以及其它的出版物，也提供了了解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历史背景资料。没有世界各地的相关人士和机构提供的帮助，搜集到这些资料几无可能。同时，我也得到了加州大学人文科学校长奖学金项目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徐氏中国研究基金的慷慨资助。下述机构的工作人员，帮助我寻找到我所需的研究资料，它们是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天津市档案馆、天津图书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上智大学图书馆、东洋文库、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图书馆、以及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图书馆。

我的“中国家族史”课上的学生，我的同事和朋友对文稿提出了很多建议，使我受益匪浅。我要感谢加州大学出版社的审稿人罗威廉（William Rowe）和裴宜理（Elizabeth Perry）、以及顾琳（Linda Grove），他们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我还要感谢我的同事毕克伟（Paul Pickowicz）以及施珊珊（Sarah Schneewind）；在她严格审校之后，前面几个章节几乎每个段落都做了修改。陈永发（Ch'en Yung-fa）仔细审读了原稿，发现了书中几处令人尴尬的错误。叶保民在翻译诗文方面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专业帮助。多年来，我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生们或多或少影响了我对这段中国历史的思考。张勉治（Michael Chang）、冯素珊（Susan Fernsebner）和莫林（Charles Musgrove）对本书几个章节的最初几稿提出了有帮助的、敏锐的评论。郑小威作为研究助手，对我提供了帮助。威尔逊·关（Wilson Kwan）帮助制作了大事年表，史蒂芬·中村（Steven Nakamura）帮忙整理照片，比尔·纳尔逊（Bill Nelson）绘制了地图。加州大学出版社的雷德·马尔科姆（Reed Malcolm）在本书修改过程中对书稿提供了专业性的指导，苏珊娜·诺特（Suzanne Knott）和阿德里安娜·哈里斯（Adrienne Harris）提供了高效和准确的编辑。上述诸位同行在多方面为本书提供了无数的宝贵建议，书中若有任何不足之处，均是因我作为一个作者和学者能力有限所致。

最重要的是，我要感谢多年来对这本书的创作贡献颇多的叶氏家族成员。我的妻子叶娃，是整个研究计划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合作者，她进行了很多访谈工作，寻找资料，协助翻译并更正了很多口述中的细节。我最大的遗憾是书未完成，多位曾大力支持我创作的人已不在人世了。叶笃庄先生写完他最初的回忆录之后，便和他的三个兄弟相继去世。他们的生活跨越了20世纪的绝大部分，是本书后几章的重心。对于他们子女的生活，我只是稍作提及——他们从事的行业迥然不同，又终日忙碌，对他们的生活进行连贯的叙述近乎不可能。正因为如此，本书写到20世纪末为止。

我将这本书献给激励我进行此次创作的岳父，已逝的敬爱的叶笃庄先生。

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

（史金金译，叶娃、孟繁之、郝莉、冯坤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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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叶氏一族，初隶籍于安庆府怀宁县，《叶氏族谱》卷一记：“明洪武二年（1369年），始祖大缘公由鄱迁皖，遂家怀宁。”后在安庆城内近圣街县衙西侧卜宅筑府，叶坤厚即生于斯、长于斯。（译者注）
(2) 在写作此书过程中，对我最有帮助的家族史如下：Robert Forster，Merchants，Landlords，Magistrates：The Depont Family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0），and The House of Saulx-Tavanes：Versailles and Burgundy 1700-1830（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1）；and John Demos，Past，Present，and Personal：The Family and the Life Course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有大量关于欧洲家族史的书籍，它们可以作为参考，提示探究的方法和需要注意的要点，比如：Lawrence Stone，The Family，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1500- 1800（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9）；Beatrice Gottlieb，The Family in the Western World from the Black Death to the Industrial Ag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Michael Mitterauer and Reinhard Sieder，The European Family：Patriarchy to Partnership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trans. Karla Oosterveen and Manfred Hörzing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
(3) Frank Ching，Ancestors，900 Years in the Life of a Chinese Family（New York：Fawcett Columbine，1988）；Johanna Menzel Meskill，A Chinese Pioneer Family：The Lins of Wu-feng，Taiwan，1729-1895（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and Susan Mann，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都是广为人知的家族史。人类学家的著作也使我受益很大，尤其是Margery Wolf，The House of Lim：A Study of a Chinese Farm Family（New 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1968）；Francesca Bray，Technology and Gender：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and essays in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James L. Watson，eds.，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1000-194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一些较早时候出版但仍颇有助益的著作中研究了家庭的现代转变：Olga Lang，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6）；Marion J. Levy，The Family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9）；and in Susan L. Glosser，Chinese Visions of Family and State，1915-1953（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此外，就在本书初稿即将完成之时，出版了一套很好的关于中国家庭的书籍（中文版），包含五卷：张国刚等编撰的《中国家庭史》（五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我参考了其中的两卷，分别是余新忠主编的第四卷〈明清时期〉，和郑全红主编的第五卷〈民国时期〉。他们的书中包含了众多的参考文献，使我了解了关于家庭史方面的中文参考资料。我要感谢琳达·格罗夫（Linda Grove）提醒我注意到了这套丛书。
(4) 这种体裁最广为人知的书籍是：Jung Chang，Wild Swans：Three Daughters of China（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1）；Nien Cheng，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New York：Grove Press，1987）；and Anchee Min，Red Azalea（New York：Berkley Books，1999）.
(5) 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光绪九年刻于西安）卷一，《古意七首》，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