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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人父子

1802年春,某一天午后的早些时候,安庆城县衙西侧的叶氏老宅里,叶坤厚降生了。他的母亲时年27岁,不时去宅子左近的观音庵里烧香礼拜,极是虔诚,此次诞下长子,当算是有了回报(她先后生育过六个孩子,五男、一女,女儿和两个儿子在很小时就夭折了)。坤厚出生的前一晚,他的母亲梦见一位白衣女子抱着一个婴儿来看她,和她说叶家人长年积德,将有回报,特送儿子给她,希望能善加珍视。叶母笃信这是菩萨对她的眷爱,终于在儿子身上得到了回报。坤厚小时候,经常梦见至观音大士座前,观音亲自为他梳头、洗沐,——这是一种典型的女性表达情感的方式。1

坤厚的父亲讳玉廷,以孝闻于乡里,性好施与,慷慨侠义,却苦于未能猎取功名。玉廷自幼在严父的督促下苦学不辍,“漏三四下,鸡声嘐嘐,吟诵之声尚未辍也”,但屡试屡败,后来援例,捐了个监生。玉廷与一位兄长玉堂,还有父母一起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与其他兄弟姐妹比起来,玉廷的这位兄长性情异于常人,幼时读书,聪明英敏,资性过人,“每读史必有论断,发前人所未发,文章恣肆不拘绳尺”。他们的一位祖姑丈为此时常告诫说,“子欲博取科名,则作文当守法度。如子之作,非巨眼不足以识之,考试恐非所宜,姑敛才就范以图进取乎?”但他却不予理会,依然我行我素,其结果可想而知。后弃举子业,过着悠闲的生活——时或邀友斗酒赋诗、鼓琴鸣筝、投壶击剑,“喜古名人画,遇辄收藏而珍宝之,爱不释手”。性嗜茶,常日“一饮三百杯”。2

玉廷的兄长玉堂于1813年逝世,享年不过47岁,于是玉廷便承担起照拂兄长遗孤的责任来,“视之过于己子,美衣佳食必先”。玉堂有三位儿子,其中一位后来表现出了其他家人所没有(或没被记录下来)的注重实效的气质来,弃学从商,而从商也确实更能给家里带来实际的收益。玉廷自己则疏财尚义,这一点人所共知。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几百英亩良田,几百英亩,依照欧美的标准来看并不多,而在当时中国,这田产可是相当丰厚,水稻只要得以灌溉,收成即很好,而佃农要支付他们收成的50%作为地租,这足以让叶家人生活得非常舒适。但玉廷的尚义渐渐改变了这一切。当佃农以家贫为由请求少交点地租时,玉廷心慈,所求必应,因此通常只能收到应收额数的20-30%。亲戚朋友也常来借贷,他绝少拒绝,也甚少催促他们还贷。大家都知道他好说话,以至于当地的其他世家遇到来告贷的亲戚时,也都打发到他这里,请他担保,而不是自己直接借贷给他们。有的时候别人来告贷,家无余赀,玉廷便变卖或抵押田产,变换现钱借给他们,而这些人又往往拖着不还。当借贷人实在还不上的时候,玉廷就会烧掉借据。临终时,他不想给这些人及他们的后人留下任何负担,便当众将所有欠债账簿都毁掉了。玉廷的后人将这些尚义异行都详细记录在了族谱中,但从这些纪录中却也能感受到一些他们内心的苦楚:他们的童年本可以更舒适一些的,但父亲不顾家庭,一味疏财尚义,无疑也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3

叶玉廷的轻财好义造成了他们这一支家产的严重缩减,却使他赢得了大家的敬重。叶家宅院临近河边,偌大的花园里种满花草,一派锦绣,友人不时来此,在园子里一起谈诗论文。4邻里出现矛盾时也会请他调解,因为大家相信他的评判会相当公允。他也从不严厉指责别人,如果别人粗鲁无礼,他也只是自己走开。在族谱的记载中,他也是一位孝子。他的父母分别是在七十多岁和八十多岁的高龄去世的,母亲去世时他自己也年届花甲。他有个孝行广为人知,据说他经常在父母面前像个小孩子般嬉闹,如同老莱子般“斑衣戏彩”,逗父母开心,以使他们忘记自己年事已高。5

坤厚幼时,他的祖父尚在人世,他们一个大家庭——祖父、父亲、伯父、堂兄弟——大家生活在一起。这个家庭里大家关系密切,坤厚这一代男孩都是大排行。在坤厚的诗集里和伯英的《耕经堂年谱》中,十一个堂兄弟(有六个活到了成年)全部在一起排行。所以坤厚的两个弟弟通常被称作老六和老九(或六叔和九叔)。他们弟兄三个和活下来的最年幼的堂弟关系尤为密切,这种手足之情延续他们的终生。6坤厚四岁的时候开始在家族学塾读书,先生是一位当地的附贡生。按照惯例,上学的第一天,要作一首诗呈给老师,他的诗作给他的一位叔祖(族中宗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坤厚永远也忘不了这位叔祖赞扬他聪颖早慧。7他学业进步飞快,六岁时就读完(也就是背会)了四书——这是新儒家思想的核心——三年后又学完了五经。坤厚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此让老师赞叹不已,在当地赢得了“神童”的美誉。他的祖父有时也会考他背书,一次坤厚一字不差地背出了《易经》泰、离二卦,他的祖父当即奖赏给了他一套笔墨。通常他的祖父都是间接地表达自己的赞许,他只是告诉妻子自己很欣赏这个天资聪颖的孩子,他也知道妻子会把这些话转述给坤厚。8这位祖父一直保持着比较含蓄的行事风格,允许女眷不时勉励坤厚,但如果她们的夸奖让坤厚过分自傲的话则要承担责任。坤厚的伯父就没有这么小心谨慎了,他会带着小坤厚参加文友们的聚会,在文友面前夸赞自己侄子超凡的诗文才艺。9

坤厚成长的过程中,他的母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她的儿子们后来对她进行了无上崇敬的描述:她是一位勤劳的主妇,丈夫恣意的尚义行径使家里日渐捉襟见肘,是她的辛苦劳作和自我牺牲才使这个家庭得以正常维系。刚嫁进叶家的时候,她就“荆钗布裙,凛然规矩”,每天起得比下人都早,舂米、挑水。身处贫困益自刻苦,“昼营家事,夜勤女红”,衣着罔不节省,不时“手自缝纴”以减少家里开支,勉力撑持日益窘迫的家境。当然,她最重要的还是坤厚和他两个弟弟的学业。孩子们入书塾读书后,一再教导他们要恭敬师长,给老师的殽馔,必“自主之,务精洁”,“束修之费有不足者,质簪珥补之”。晚上,孩子们回家后,“先大人训饬后,太夫人操针线,一灯莹然,相率环坐,读书暇则涕泣策励。”10她最疼爱小儿子,因为坤厚长他九岁,就让坤厚经常教这个年幼的弟弟读书,教他几年前自己学过的文章。11孩子们夜读之时,母亲会时常策励他们,“以力学成名为望”。叶家宅院临近县衙,每当童子试时,“太夫人闻县中揭晓鼓乐之声”,就抚摸着孩子们的头鼓励说,“安得吾儿亦与斯选乎?”盼望着自己的儿子们能尽快成人,参加科举考试。

当他们终于到了要进学的年龄的时候,他们母亲难掩心中的兴奋。她亲自为他们准备笔墨,然后早早安排他们去睡觉,以确保他们能休息好,第二天有精神。接着又去厨房准备第二天的早饭,之后她几乎彻夜难眠,听着更夫打更。天亮了,她又犹豫着要不要叫醒孩子们,希望她们能多睡几分钟,但同时又担心他们会迟到。在兄弟三人最终获得秀才之前,这种焦虑状况持续了很多年。12当他们去南京参加更高级别的乡试时,母亲则是焦急地等着他们回来。13

坤厚十二岁时开始参加童子试,在他的自叙年谱中,其后的二十五年这是最主要的内容。他第一次童子试时的主考官翰林出身,他将坤厚叫到面前问话,可能是惊讶于如此年幼的考生竟能写出这般老成的文章来,但很可惜此次考试他铩羽而归。十六岁的时候,塾师移馆姑父雷春谷家,他仍从往受业。他的这位姑父是邑庠生,这样有比与家人同住更为便利的教育机会。第二年,他祖父去世,然后就分家了,可能他的堂兄弟们(包括那位讲求实效的商人)担心他父亲的侠义会影响到他们的那份家产。

1820年,坤厚十八岁,他的父母给他定了亲。屡次考试失利使他精神紧张,体弱多病,家人唯一能想到的缓解办法就是帮他成家。但是,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在族谱中并没有详述。坤厚诗集中有一首描述女仆的诗,似乎可追溯到这个时候,从中不难看出,他也到了该找伴侣的年纪了:

小小身材窄窄肩,性情温婉态翩跹。
看将作字先调墨,知要吟诗替展笺。
醉后欲眠卿且去,病余相见我犹怜。
布衣称体随时著,一样宜人在洁娟。14

从诗中可看出,坤厚与这位年轻女仆关系亲密,常互相嬉戏。她有时候会取笑坤厚为了一句诗要推敲许久,茶食难安,即如坤厚诗所谓:“小婢转身私笑我,隔帘偷学耸双肩。”15我们不知道坤厚对这位女仆的心有所属是不是在他父母的决定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但很明显,他们觉得“洞房花烛”会有助于他安下心来应付科举。16很多年后,坤厚已为人父,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在儿子们开始应付科举考试的时候给他们成了亲。17

坤厚的妻子是当地一位徐姓生员的女儿,两家世代姻亲,坤厚的母亲也常去赵家串门。两位年轻人年岁相当,坤厚曾以妻子的口吻写过一首诗(这种写法在中国诗歌中非常常见),其中写道“生小两相怜,情好无休歇”18,这表明这对小夫妻很小时候就认识了。新娘子不仅貌美,更能读书写字,读过当时女孩子所必读的一些典籍——《孝经》、《列女传》、《女儿经》。对这些书籍有基本的了解,使她成为丈夫进学方面的一个好伴侣。她也是一位尽职的妻子,晚上坤厚研读功课的时候,她会伴着他在一旁做针线活儿,陪着他,直到黎明。19从坤厚的诗里也能看出两人的真挚情感。她思念姐妹时他会替她写信,她则取笑他那么费力地作诗。当他去北方上任的时候,她仔细地给他量体以便裁剪冬衣。不在一起的时候,他以妻子和他自己的口吻写了很多首诗,哀叹聚少离多及彼此的的相思。20婚后一年,妻子诞下一个男孩,但不幸夭折了。

之后坤厚在另一位老师的指导下又开始准备科举,这位老师进士出身。当得知一位朋友考中举人的时候,他压力陡增,发疯似地课读。终于,1823年,叶坤厚通过童子试,成为了一名生员,受到时任知府陶澍的赞赏与鼓励。陶澍后来任两江总督,为晚清名宦之一。第二年,坤厚参加乡试,考中贡生,但并不算通过(如果通过的话会成为举人),不过已具备作官的资格。安徽新任巡抚邓廷桢看出他前程无量,邀请他与自己的儿子邓尔恒及其他有才学的年轻人一起“设私课于署中”。在那里,巡抚手下一位有名的饱学之士(他同时负责当地书院)和巡抚本人“亲自点定训诲”,“每课或文艺,或诗赋,或词章,或策论,不拘一格”。这些内容在考试时都会涉及。这种形式的学习持续了几年,这表明如果考生家境良好,住在省会,同时又能在府试和省试中崭露头角的话,就能获得优待,得到极难得的学习指点。21

接下来的十五年里,叶坤厚坚持课读,多次去南京参加省试,以期成为举人,但终未能如愿。22有好几位主考官夸赞过他的文章,鼓励他坚持下去,但却总是失利。1830年,另一位身居高位的官员(吏部尚书),“覆试后复取各学能文章、诗赋、杂作者数人,课于试院”,坤厚与焉,但这次的结果还是同先前一样。1834年,父亲去世,坤厚在私塾和廪饩的收入成为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大部分田产已经变卖或抵押,他后来写的一首诗里叹羡一位同事退休后有两百亩良田可以依靠,这表明他家当时没有这么多田产。23有三个弟弟还在读书,准备考试,他要负担这些开支,还有两个年幼的儿子要养,显然叶坤厚的经济状况拮据非常。收成不好,粮价上涨,这无疑更是雪上加霜。几乎日日只吃白米饭,肉基本不敢奢望,鱼和虾只有重要节日的时候才有。只有在招待宾客的时候才舍得吃鸡肉或猪肉以维持体面。24由于雇不起佣人,坤厚的妻子亲自料理家务,酷暑时汗流浃背,冬天洗衣冻裂了双手。她出身地方世族,又有文化教养,这样的生活对于她未免艰难,但据记载,她默默承受着生活的艰辛,没有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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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坤厚像

在上层社会,要摆脱贫困,首选的途径就是做官,而要做官首先要通过科举,这是正行出路。叶坤厚写过很多首诗,坦言自己做官只是要摆脱贫困:“饥躯出门走,瓮底无升斗。妇质身上衣,治此饯行酒。”251838年,坤厚去京城参加会试和殿试,他之前获得的贡生资历使他有资格参加这两次考试。第一轮考试中,他的文章获得了第四名。但当他进入庄严肃穆的紫禁城内参加殿试时,面前有十六位考官,其中六位官居大学士,他们是代皇帝发问。这样威严的殿试使坤厚难以招架,无力应对,没能很好地回答问题。他诗中写道:“天人三策未能陈,小枝雕虫愧此身。导引朱衣趋紫陛,题封黄纸出丹宸。得邀灌输生何幸,敢道文章笔有神。老守一经原末学,空疏自问鲜经纶。”他没能成为进士,不过获得了在河南做地方官的资格。这还不是正式的任命,他犹豫要不要接受,直到被一位祖籍安庆官阶甚高的官员劝服。后来他写信给一位与他处境类似的同事说:“不辞升斗俸,仕只为家贫。邑小初分治,官卑可养亲。断机成苦学,棒檄识贤人。我亦崔舆侍,高堂爱日新。”26

觐见皇帝时,皇帝外,同时在场的还有其他文武官员。对于坤厚这样身份相对卑微的人来说,能接近皇帝,一睹圣容,这经历是永远难忘的。威严的宫廷庆典结束,坤厚离开时,看到群臣都站在皇帝座下的两列,殿内点着一种特殊的香,他出来时衣服上也有了这香的味道。这次经历,他的诗中纪道:“旌旗日暖耀斓斑,殿阁层霄缥缈间。多士卷阿吟风翙,九重阊阖识龙颜。云霞五色排仙杖,鹓鹭千官列禁班。常记天威临咫尺,朝衫新惹御烟还。”27清朝朝廷举行如此庄严任命仪式,借由这种方式来激发官员对皇帝的忠诚感。叶坤厚列出了清朝胜过历朝历代的诸多方面,首先提到的就是皇帝注重这些仪式。其他方面也与清朝的帝王制度有关,例如:皇帝亲自批阅远方官员呈报的奏章,注重对皇位继承人的培育,制定严厉措施限制皇亲和宦官的影响力。他深信,清王朝时中国国力达到了鼎盛,“皇清圣诏超越古初,而其大者有五焉:时召见、躬阅本、教阿哥、严外戚、抑宦官,悉前代万不能及者”,“谨拜手稽首作颂”。28在京城接受任命后,他直接动身去河南,在那里,他要学习为宦之道,第一份工作便是委开封谳局审案。二十四年的学习、考试生涯之后,坤厚在36岁时终于正式成为朝廷官员。29

作为一名初入仕途的官员,叶坤厚受河南巡抚委派,去完成一些具体的工作。这是考察已通过考试、获得为官资格的人行政能力如何的一种常见方式,从族谱记载来看,叶坤厚表现不俗。有几次,他被短期任命为代理知县等,在朝廷正式任命的官员到来之前临时补署。1839年,他负责河南省的禁烟(即鸦片)工作,当时全国范围的禁烟运动如火如荼,也波及到了河南这样的内陆省份,此后不久,便在广东爆发了“鸦片战争”。

为官的最初几年,叶坤厚并不是非常愉快。他的家人还在安庆,他思念妻子、弟弟和孩子。他的一首寄内诗曾写道:“微官需次到中州,家室犹烦借箸谋。千里云山通有梦,一江春水浅于愁。阶前草长应当户,陌上花多莫倚楼。好向萱堂奉颜色,彩舆会即侍亲游。”30多年的学习并没有使他做好为官的准备。他的一首《到省》的诗描摹了他初赴任时的一些窘况,诗云:“夷门来听鼓,学步笑邯郸。循例趋公府,随班拜长官。起居由己少,颜色候人难。未问苍生事,委蛇愧素餐。”他感到尽管自己已经非常努力,工作上却还是差强人意。他将为官比作逆流行舟,那些根基稳固的衙役和官位较低的官员时常施展诡计,尤其令他有挫败感。31他写信给弟弟说“旁观常觉易,受事始知难。”32在河南各处走动时,他发现庄稼连年歉收,百姓生活困苦,不能及时缴纳赋税。他们经常被催租的皂隶抓起来,遭到毒打或各种折磨。他力劝这些乡亲说出皂隶的具体暴行,但他们却不敢。33

官如豺虎役如狐,白昼攫人不敢呼。
铁锁锒铛见肌骨,可怜身上无完肤。
肤无完,心更苦。
来时室内柴米空,哪有钱财能赎取。
烦人寄声泪如雨,为嘱家人卖儿女。34

坤厚想到自己,回忆起年轻时,他曾耻于与追求利益的商人交往。现在为官了,他不得不征收赋税,包括收成不好的时候,“逼迫猛如虎”,像商人一样,追讨拖欠的债款。35

作为执行政府日常工作的地方官员,试用了几年之后,渐渐获得了上司的赏识。1841年,河南省省府开封遭遇了大的洪涝灾害。36开封位于黄河南岸,当黄河行进到中国北部广袤的平原时,水流变慢,泥沙开始在河床沉积,千百年来,河床不断变高,只有庞大的堤坝才能防止河水溢出河堤。如果夏季突降暴雨,堤坝不能承受汹涌的河水,黄河就会决堤,淹没平原,引发洪灾,造成众多伤亡,因而这里也被称为“华夏之患”。政府设置了河道总督负责维护黄河堤坝,但坤厚发现很多官员以公肥私,挪用治水款项,只是在情况紧急时才做一些修缮。371841年的水灾之前,河南大旱,官员们为缓解旱情向龙王求雨,岂料雨势过大,堤坝告急。叶坤厚陪同河南巡抚前往视察水情。很快,洪水威胁到了开封。城中一片恐慌,一个信使游到堤坝找到巡抚,催促他紧急返回,巡抚和坤厚方乘船回到了开封。为防水患,城门已关,不得已,他们缒绳入城。对此,坤厚留下了一首诗,描述当时城里的情景:

骡马纷驰鸡犬鸣,大街小市搴裳泝。
官绅士庶千万人,加以最重监仓库。
喧豗声如走雷霆,千里震惊都失措。
小民见水如见兵,口呆目瞪同泥塑。
自分大数不得生,号哭声闻彻朝暮。
地惨天昏白日死,彼此仓皇不能顾。38

危难之际,坤厚受命署祥符县事,总办赈厂,总理宣防局,负责保卫开封这座被洪水包围的城池。但是他需要物资来加固城墙。朝廷委派的河道总督,负责治理水患及调拨物资加固堤坝,然却与巡抚起了争执,暗地里命令手下不许援助开封。如果此时朝廷强大,皇帝强悍,像这种官员之间的内斗可能会得到控制,但当时朝廷软弱不堪,四分五裂,且当务之急是鸦片战争,因而政府没能制止官员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叶坤厚只能依靠自己,他在城里四处寻找,并从居民手里购买木头、砖块、瓦片或残破瓦砾等任何可以派上用场的东西,挖出了开封作为北宋(960—1126)都城时留下的古旧石雕,将这些通通扔进了湍急的洪水之中,希望能使水流偏离城墙的方向。最终,开封还是难逃厄运,一些地方洪水高达几米,居民有的躲在城墙上建起的茅屋里,有的躲在房顶或寺庙的屋顶上。粮食短缺,官府雇船从邻县运来救济,把居民储存的粮食全部收购,再以合理的价格卖给大家。洪水围困开封长达二十天,八十天后洪水才彻底退去,善后工作得以开展。

开封周围的乡下地区毁坏严重。年幼和体弱者被洪水冲走,体壮者抱紧树木,但树木最后也被洪水冲倒;有的人爬上屋顶,但连房子最后都坍塌了,融进泥沙里,被水流卷走。侥幸在洪水中逃生的人,大部分死于随之而来的饥荒,许多人年老体弱,都不能挤到政府的粥棚前。39两年后,这里又有一场洪水侵袭,叶坤厚描述了洪水过后的凄凉景象:

荒郊无草木,寥落不成春。
赤地经千里,沧波没四邻。
尘沙迷去路,风雨断行人。
轸念须良吏,民生待拊循。40

坤厚的另一首诗里写道“百人中活三五个”,说只有3%到5%的人存活了下来,41这可能有些夸大,但洪灾造成了成千上万人伤亡则是确凿无疑的。

河南遭遇洪灾和饥荒,坤厚要履行自己赈灾和善后的职责,同时,他还要承担起照顾自己家人的责任。自从父亲过世后,仰事俯畜皆要靠他。他的职位解决了家里很多的经济问题。虽然朝廷给官员的薪俸很低,但任何一位官位都有机会获得“养廉银”,还会有其他官员或有求于他的人“进献”。42因而,做官是轻易获得钱财的最可靠途径之一,叶家的情况就是如此。做官的第一年,叶坤厚把家人留在安庆,他的诗里充满了离别的伤感。他想起年幼的儿子抓着自己的衣服,回忆起妻子给他量体裁衣的情景,思念常常袭上心头。43到1839年(他做官的第二年),他就能用轿子把母亲接到开封,一同来的还有坤厚的妻子和儿子,以及他的两个弟弟和他们的家人。坤厚的妻子意识到,家里的经济状况已大有好转,她告诉丈夫:“吾不喜君之得官,喜太夫人高年就养,稍偿昔日之苦,为可庆也。”言辞间充满作为子女的孝思。44他的母亲担心家庭的财力是否足够他们过这样舒适的生活,警告儿子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45

坤厚的母亲赵氏是家里的女主事,也是一切家庭活动的中心。她到河南时已经64岁,寡居五年,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们仕途顺利。在她的老年生活中,她虔诚事佛,每晚都要烧香敬拜,每月都要斋戒几日。46她的乐趣不多,其中之一就是把盲女说书艺人请到家里讲故事,或者当她们到邻居家说书时赶去旁听。47她全身贯注地听故事,听到那些暴徒时,会愤怒地咒骂,并力劝周围的人要效仿英雄的做法。48当故事中涉及她不熟悉的历史事件或典故时,她会在晚上让小儿子解释给她听。49

通过诵读佛经,聆听通俗说唱,赵氏形成了清晰的同时也是传统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以儒家的忠孝、节义等美德为核心。由于出身安庆世家,她对官员贪污和滥用职权的典故烂熟于心。坤厚在河南做官时,将她接去同住,她很快就警示儿子:“汝以祖宗余荫登仕籍,当为朝廷勤民事,布慈惠,刻(克)己奉公。汝家屡世贫贱,以忠厚,故长子孙守田庐,继先人之余业,慎毋行残薄伤元气,且吾见里中之仕宦者矣,势焰方张,家赀巨万,岂不赫奕一时哉!然而盛满难持,以为鬼神所忌,或及身而败,或数十年而斩祀坠宗,贻乡里笑。盖其朘削民脂,威福自擅,报施所宜然耳,可不惧乎?”50这种上天的报应在她喜欢听的故事里经常出现,这在她看来极其自然,甚至不可避免。在她认为,以前的名门大户转瞬“斩祀坠宗”,就是因为他们滥用职权,欺压百姓。她告诫儿子要吸取教训。51

叶坤厚是坚定的儒家不可知论者,不相信上天会干预人间之事。曾写诗说:

使我将求佛,佛固非吾徒。
使我将求仙,仙又或虚无。
但持学道心,笃实为真儒。
死生祸福间,优游与化俱。52

他公开鄙视那种为获得个人利益而到处祈神的人:“祸福由己神无功,不须冥漠叩苍穹。”53他像母亲一样,也担心从极端的贫穷而富裕,一下子过上奢华生活会危险频在。但谈到这个问题时,他所用的是现实主义的、纯粹世俗的言辞。他写了一首简洁的诗来表达他的观点,可能是作为教导公众之用,其中提到了先辈创业艰难,但他同时认为,为了后代着想,人们应从自我做起,谨守节俭。

富家一席酒,贫户半年粮。
此语虽俚俗,其味自深长。
富家终岁闲,贫户终岁忙。
富家多赢余,贫户无盖藏。
富家父祖时,创业亦不遑。
留为子孙用,艰难谁细详。
贫户子孙时,未必不丰穰。
所惜为父祖,辛苦乃备尝。
无论贫与富,父祖皆劳伤。
凡为子孙者,谨守毋相忘。54

这即是一位儒家官员如何解释人们生活境遇的不公,以及为什么要尊敬父母和祖先。同时,他也让底层的人看到希望,如果他们勤俭持家,会因此泽被后人。

除了赵氏夫人,家里还有一些女性对他处事提出建议,而她们所遵循的依然是儒家的道德原则。妻子提醒他叶家有良好的声誉,他需要维护:“祖宗清白传家,贫不足虑,‘操守’二字乃一生大节,不可稍易。”55后来,坤厚官位不断高升,官至知府,负责维持治安,审判案件。他研究案牍,时到深夜,苦于不知如何处理时,妻子看出他的忧虑,必以“宽简长厚为劝”,她的道德观反对残酷严苛的行事。56这种为官要施以仁政的忠告自然极为常见,也显示出家中女眷是这种政治道德观的重要信奉者,并且会毫不犹豫地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对刑讼之事提出她们处理建议——她们的这个重要角色很少被提到。57

当然,家里提出意见的不只是女眷。坤厚的弟弟们也都离开了安庆,来到河南陪伴哥哥,这在他的生活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尽管根据传统观念,同一家庭的多代人最好共居一处,但通常,兄弟们在结婚后或是父亲过世后,就会单立门户,分掉家产。58但叶家一直没有分家,坤厚的两个弟弟也没有留在安庆照顾家人,打理家产。虽然他们都已各自成家,且年长的弟弟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但都追随坤厚来到了开封,帮着照顾母亲,督导坤厚的儿子读书。同时,他们也就刑讼之事、公牍奏章发表意见,帮着哥哥处理衙门事务,就像当年叶华为官时,也有弟弟陪伴,帮着他处理案件一般。59传统官僚体制中为了避免出现任人唯亲的现象,有所谓“回避制度”,即官员不能在本省任职,而且近亲不能在同一省份内共事,就是为了防止家庭关系干扰官员对皇帝尽职,但没有规定官员不能让家人做自己的辅佐。对叶坤厚(以及其他许多清代官员来说),这种情况极为常见。他的两个弟弟在获得朝廷正式任命之前,都在河南帮他处理衙门事务,后来他们的儿子,坤厚的儿子,还有几个姻亲和侄子,都曾帮着坤厚处理衙门事务(这在传统中国,也是一种事实存在的常态)。60

坤厚和两个弟弟的联系极为密切。他们经常交换彼此的诗作,哀叹离别,欣企收到对方的音讯,回忆在一起的美好时光。61他们定期回安庆或去南京参加科举考试,不久后,弟弟俩都通过了最低级别的考试,获得正式任命。叶莲在山东做知县,像哥哥一样,他也是先表现卓异,完成了一些临时委予的差使——治理水患,平定内乱——才获得了授实缺。叶运被任命到安徽做教育官员,但是几个月之后他就请了病假,回到了坤厚家中帮着照顾老母。62

开封发生洪灾的时候,叶家人都在城中。形势危急时,叶坤厚曾两次催促家人离开开封。第一次,他们无法逃离。后来,坤厚回到府衙处理灾情,他差人向家里发去急报,催促他们赶紧离开。虽然船价极高,他们还是力所能及的。坤厚的母亲坚持要两个儿子分头走,每个人带一个孩子,以防一方不测,另一方好延续后嗣。仆人们坚决反对大家分开(因为他们的地位是与这个地方父母官的大家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坤厚母亲最关心的是叶家香火能否延续。63当然,最终一家人还是团聚了,逃过了那次河南最严重的灾荒。

临近这一时期结束之时,叶家也到了最兴旺的时候。1848年,叶坤厚被任命为河南省西南部一个富庶府县——南阳府的知府。这是他被正式任命的第一个较高的官阶。新知府履任,街道两旁站满了前来围观的百姓。64后来叶坤厚在这里发现了一处叶公祠,将其修缮如新。据说该叶公曾在往古治理过这个地区,叶家人于是庆祝找到了自己的祖先。65母亲驾到时,坤厚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鼓乐齐鸣,吸引了很多人前来观看。欢迎队列最前面是扛着旗子的护卫队,她的儿子——知府大人威风凛凛地骑着高头大马,跟随其后。子嗣终于得好运庇护,赵氏心下欣喜。66自坤厚为官以来,叶家历时多年,终于能摆脱贫困,其轨迹也确实是遵循了众所周知的渠道“升官发财”。这之后不久,叶伯英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叶家也算是四世同堂。67前任知府扩建了知府衙门,所以空间很大。叶坤厚在衙门附近的空地里为母亲建了个大花园,仆人经常用轿子抬她去花园观赏花鸟。花园占地大约一百多亩,有小溪穿过,形成一方池塘,花园里有一座小山可以看到城墙和周围的高山。之后,坤厚又亲自指导,种了数百棵竹子、李子树,还有一片菜园。花园里有三百多种花,春天牡丹盛开,秋天满眼菊花。除了赵氏喜欢的说书人,还有一些戏班子也被请到花园里来,给老太太助兴。晚上,孙儿们都来到她的房间陪着她。她有晚饭后小睡的习惯,午夜过后才又起来更衣睡觉;她最小的儿子(看起来也是最孝顺的)会睡在她床边的小床上,以备她随时召唤。有儿子、孙子和重孙承欢膝下,尽管赵氏身体大不如前,但这却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68

年轻的叶伯英似乎并不满足。像很多官宦人家的子弟一样,准备科举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业或内容,头等重要大事。在家的时候,叔父们督导他读书,他还与河南省内已取得功名的新朋旧友一起谈诗论文。此时,他已考了几场,但均告失利。1843年,父亲给他捐了个监生的功名,这样他就可以去南京参加省试了。但是(据伯英自己记述),主考官不喜欢那些通过捐班而获得参试资格的人,所以伯英没通过省试。第二年,洪灾堵住了通往南京最直接的路线,他迂回绕行,很可能是坐着马车,由一名家仆陪同,辗转到了南京,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69他认为捐来的监生没有任何好处,于是回到安庆参加当地的生员考试,在冰冷的考棚中待了几天后,他考中了秀才。他当时只有二十岁,父亲因此大喜,写诗鼓励说:“立身多大节,珍重待成名。”诗中不乏告诫。70

当然,只有这个功名伯英还不能做官,所以他的科举生涯远远没有结束。1847年,伯英将妻子留在河南,和弟弟一起返回安庆去府学问业。在他的自叙年谱中描述了与友人争论诗文问题的愉悦。同样,在关于1849年再次去南京参加科举的记述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在南京,他也是与书院的同龄人聚集在一起,斗酒赋诗,讲论文艺。对年轻的伯英来说,去问业或去参加考试是类似于逃离大家庭生活的一种方式,一个与同龄人共处的机会,以放松自己、愉悦身心,谈论彼此共同关注的个人前途和诗文。在长江下游的许多城市里,茶馆、酒馆,还有妓院,都是年轻人聚集的场所,就像书店和书院一样。当然伯英的愉悦并不都来自《耕经堂年谱》当中记载的诗文相商。他的父亲曾多次到南京,有一次,他记载了去河中“花船”的经历:“偶思邀友赏名花,独载瓜皮趁月华。一路笙歌无处觅,不知今夜在谁家?”71伯英没有类似的记载,这些离家远行只能让他暂时逃离常规的生活,因为很快他就回到了河南,照顾他的父亲和祖母。72

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就在此后不久。叶伯英两次去南京,但他的年谱中没有提及这一事件。鸦片战争和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将改变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但对于这个居于内陆省份的年轻秀才来说,他几乎没有也不会关注新的来自西方的威胁。他的父亲写了几首关于“英国夷人”的诗,哀叹清政府因为长久的和平,导致军事力量十分薄弱。在中国历史上,长城以北经常受到游牧民族的侵袭,他总是从这一角度来分析这次受到的威胁,而没有认识到西方帝国主义所带给中国的是一种全新的军事、经济和文化的挑战。坤厚希望能够出现像古代那些英雄一样的一位勇将,并且谴责那些力求以求和方式解决危机的人。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当《南京条约》签署,战事停止后,他认为是侵略者已疲惫不堪,因而“投降,请求通商”。73这是非常典型的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鲁迅讽刺的阿Q精神的体现——骄傲自大,不愿承认失败,不敢面对自己的不足。74叶坤厚对于自己的成就可能非常谦恭,律己非常严格,但是他不愿承认中国战败,或者说,不愿承认击退西方的侵略跟以往击退边疆地区那些游牧民族的入侵所需要的应对方式有任何不同。

随着伯英年龄增长,父亲开始培养他处理公务的能力。闲暇时,坤厚会督促儿子的学业,在道德标准方面提出建议。他提醒儿子不要人云亦云,也不要只是学习书本知识——不难推断,提出这种较现实建议的人其为官成就应该比考试成绩更突出,是属真正干出来的。75他还建议儿子如何能行为得体。要想取得成功,需要注意礼节,“性情须养厚,衣食漫嫌粗”。76最重要的是,坤厚教导儿子要勤勉、谦虚,要有耐心。他似乎觉得儿子缺乏这些品德。伯英急于出人头地,他的父亲警告说,“画虎不成反类犬”。要想补救,就要学习竹子的谦虚,因其空心,且弯而不折,还要学习风中的松树,因其坚贞不屈,不畏严寒。77

除了示儿子以勉励性的诗以外,坤厚执行公务时也会带着他。一个知府要管辖的范围很大(南阳府下辖12个县),坤厚很多时间都在路上。他还定期去省会,有一次,路上泥泞,花了一个半月才到。78有时候两个人还一起游览山川,坤厚会向儿子介绍历史遗址。另一些时候,坤厚会探究他管辖权限内出现的挑战,仔细观察难以控制的山区居民的强悍性情。79这些就像是伯英接受的无薪实习,因为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和官僚环境中,他要做父亲忠实的助手。坤厚到达南阳后不久,就要平定匪乱,这些匪乱后来发展成了捻军动乱,席卷了中国北部大部分地区。在平定匪乱的过程中,他二人作为“父子搭档”,紧密合作。

南阳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前任知府疏于军事防措,从而致使失控。随着土匪势力日益强大,官府军队则变得软弱无力,他们只是在一定安全距离范围内跟踪土匪,避免直接冲突以致造成人员伤亡。当地大族看到官府阻击土匪不力,又担心报复,只好力求自保,不敢提出正式控讼。从一开始,叶坤厚就采取了积极行动,至少根据他自己和他儿子的记述是这样,当然,他们的记述只是一方面的,另一方面的记述我们看不到了。80他花了很多时间在辖区内四处观风,倾听人们的控诉,跟他在府衙内待的时间差不多一样多。他随身只带着两匹马,一辆马车,还有五六名士兵组成的小护卫队,他从不去打扰下属县衙,常常自备干粮,住在寺庙里。他亲自倾听百姓陈诉案情,裁断公正,逐渐有了声望,人们有了争执会去找他,接受他的裁决。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一直怀疑衙门里控制朝堂出入的那些小吏贪污腐败,滥用职权,他一首诗中曾写道:“入受捶楚出索金,钱挥之使去不肯。”所以,“民愿见官,不愿见吏。见官民不惧,见吏民可怜。官能禁吏不为厉,鸡犬无声民晏眠。”81在这一地区,人们长久以来都认为有了问题找官员没用,已经习惯了自己了断,坤厚用这种直接的方法重新建立起了百姓对官府的信任,重塑了衙门在百姓心目中的威信。

做了大约一年的知府之后,叶坤厚于1849年7月去京城觐见皇帝。这次觐见是在圆明园。因为坤厚是直接从任职地来的,皇帝借机询问了他辖区内的情况。先是问坤厚家乡何地,过去官任何职(关于这些问题,皇帝身边的大臣应该已经给了他一份简明的备忘录),又例行询问了南阳府收成情况,然后谈到了当地的土匪问题,并要求坤厚全力制服他们。

皇帝给坤厚的上谕都是些惯常话——政务繁多,必要整躬。率属不可自安逸豫,要勤勉执政,避免下属懒散,严格注意军事训练和巡逻——但皇帝有几个训谕很值得注意,其中一处提到了叶坤厚“操守更须谨严”。儒家思想认为,品德高尚的官员是管理有效的关键(而不是对法律的严格遵守或创新性的政策)。他还要求坤厚对“幕友、家丁加意约束”。清朝的官僚体制中,官员自己雇佣幕友,他们是州县官私人聘用的参谋,帮助解决刑名、钱谷、征比诸事。此外还须自己花钱雇佣长随、杂佐,他们是官员的私仆,需要这些人来监督和控制衙门里的皂隶,及帮助征收税务的“催头”(一般是里长)。82皇帝担心这些家奴会滥用职权,欺压百姓。83叶坤厚有赖于他们的帮助,为确保他的亲信们绝对忠诚,处处以他的利益为先,而不尽出于皇朝利益的优先。

叶坤厚在京城待了大约两个月,其中有八天是住在风景秀美的圆明园旁专为大臣准备的住所,然后便折回到南阳。84第二年相对平静,但1851年又是个多事之秋。匪乱又有抬头之势,镇压他们当然是首要之急,但由于和邻近的知府发生了矛盾,镇压匪乱的工作就复杂化了。很遗憾,我们只能看到坤厚所叙的一造,但是问题显然是由于坤厚努力想要进入邻县辖区缉捕匪乱而引起的。很显然,他的声望很高,致使邻近辖区的百姓也来找他,而他应所请求。一位有经验的下属建议他不要这样做,因为这样会与同僚产生矛盾。坤厚不仅干预其他辖区的事务,而且由于他的积极主动,使其他辖区的官员相形见绌。几年后,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坤厚意识到早年为官时的草率行为可能带来的危险,85但当时他并没有理会下属的提醒。不久,一名钦差大臣来视察这一地区。邻近辖区的知府呈给他一份匪帮头目的名单,声称他们的基地在南阳,以证明自己辖区没有土匪,而叶坤厚则有玩忽职守之失。

这些土匪基本上都是流动作案,一般都不伤害家乡的百姓,所以说南阳的土匪在邻近的辖区作案是可信的。地方官员一般也都否认自己的辖区出现问题,会把它们归咎于辖区之外的其他地域。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地方官员之间互相配合,平定匪患,不让他们到处流窜。但叶坤厚和邻近辖区的知府很明显没有进行这样的合作,当有人向钦差大臣报告土匪的根据地在南阳时,他立即开始担心起来,当时在南方,太平天国叛乱的声势正在日益壮大,他担心如果河南地方官员镇压土匪的措施不得力,会导致类似的叛乱发生。为了把可能的叛乱消灭在萌芽状态,他命令立即逮捕土匪的头目,并给了叶坤厚两个月的期限来完成这个任务。限定期限完成任务是当时官僚体制常见的做法。

坤厚的仕途和整个家庭的命运现在都悬而未决,伯英很快成为了父亲最得力的副手。他最初的想法是立即赶到省府,从父亲的角度陈述发生的事情,但坤厚反对这样做,而是悬重赏捉拿土匪头目。他命令辖下的每个县抽调精兵强将,南阳驻军则派出了最得力的将官。他们搜索乡村地区,谁提供线索就给予奖赏,并贴出告示,对捉拿土匪各个级别的人物制定分等级的奖赏制度。结果不难预料:为了得到奖赏,几百人(当然包括一些无辜的人)被交了出来,但审讯了一个月后,发现里面没有一个土匪头目。

最后期限不断逼近,叶坤厚却因心焦病倒了,伯英白天带着人马在山里搜查土匪,晚上则给父亲熬药。钦差催促速将土匪抓获,伯英在南阳和邻近地区继续搜索土匪藏身之处,最后缉捕了除逃亡沿海地区的匪酋以外的所有人。伯英想要继续追捕,但是一位年长的家仆劝他不要这么做,因为路途遥远,危险重重,这位家仆自己带人去了。过了几天,土匪营里的线人传来消息说土匪头目正在南阳以东大约三百公里的一个县城做生意。也许他是在把偷来的东西卖掉,也许是在做合法的生意。但显然是有意躲开那些官兵着力追捕的区域。现在叶坤厚必须在离自己管辖地区很远的地方展开搜捕行动(否则他无法按期限完成任务)。他派人包围了土匪头目,最终将他抓获,坤厚平息叛乱的任务终于圆满完成。

当伯英还在山里搜捕土匪的时候,他的妻子在南阳,正怀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很快,坤厚被传唤到省府,一同商议该如何处置抓获的土匪头目,伯英也一同随行。对于伯英应该优先考虑何事,站在他妻子的角度,其想法我们只能想象不得而知,但真实情况显然很清楚:辅助父亲、衙门事务比妻子的身孕更重要。后来,孩子出生,但伯英还没来得及见到,他就夭折了。而且对于要离开南阳,坤厚万分苦恼,因为母亲的身体越来越衰弱了,最小的儿子叶运尽心照顾她,甚至不惜“割股和药”以进——这是中国孝行的最高境界。当伯英和坤厚还在省府处理土匪案件的时候,消息传来,赵氏病危。他们急忙折返,路上得信:母亲病逝。叶家人在南阳的幸福生活戛然而止。

母亲过世后,按惯例,坤厚要辞去官职,回家丁忧(他在山东做官的弟弟已经因病辞去官职)。虽然由于封建社会制度的原因,坤厚不能继续担任官职(同时也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来源),但他剿匪有功,足够为儿子报捐到官位。朝廷的制度似乎也认可这一点:忠心耿耿的一位官员辞去官职,回家守孝,失去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为了弥补,便安排他的儿子做官。伯英和弟弟都去了京城,最初的安排是把官位给伯英,但伯英却更希望留在京城,与诸先达、同学旧友聚首,于是为弟弟捐升知县,分发陕西,几年后当他的母亲和其他家人躲避太平军时,就是往那里去向弟弟处投奔。

留在京师的伯英,闭户读书,以待秋试,时出浏览风光,这是他另一段离开家人的悠闲时刻。1852年秋,他参加了顺天乡试,榜发,仍榜上无名。不久,消息传来,太平军由广西窜进,兵围长沙,长沙、安庆一水可通,安庆已有风声鹤唳之警。家人处境危险,叶伯英当即由京遄行回籍,十月底抵家,正好赶上了我们第一章中所描述的那些波澜惊心的事件。86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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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叶氏族谱》(1944刻本),卷五,59页;卷十一,《湘筠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1页。
2.《叶氏族谱》卷十一,《貤封资政大夫先伯父文圃公行述》,4—5页。
3.《叶氏族谱》卷十一,《貤封资政大夫先伯父文圃公行述》,7—8页;卷十一,《湘筠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6—7页。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航诗存》(光绪九年西安刻本),卷七,41页,提到坤厚的堂兄在1849年前后回到安庆,赎回一些过去被抵押的祖田。
4.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四,14页。
5.《叶氏族谱》卷十一,《貤封资政大夫先伯父文圃公行述》,6页、7页。
6.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二,22页。叶伯英:《耕经堂年谱》(北京图书馆藏手稿),6页、19页。《叶氏族谱》卷五,58—59页;卷六,20—24页。
7.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一,3页。
8.《叶氏族谱》卷十一,《貤封资政大夫先伯父文圃公行述》,1页。
9.《叶氏族谱》卷十一,《湘筠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2页;卷十一,《貤封资政大夫先伯父文圃公行述》,5页、10页。
10.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一,《有感》,5页;卷十七,《听稚子稚孙夜诵》,28—29页。
11.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六,《寄斗枢二首》之二,15页。
12.《叶氏族谱》卷九,《先妣赵太夫人行状》,4—5页。
13.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一,4—5页。
14.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一,《侍婢》,8页。这些诗都没有标注日期,但是是依照时间顺序来排列,并且很多诗的创作日期可以从诗中找到依据。这里的日期是根据前后诗中的线索推断出来的。
15.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一,《苦吟》,9页。
16.《叶氏族谱》卷十一,《湘筠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2—3页。
17.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六,30—31页。
18.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二,《子夜歌五首》之三,14页。
19.《叶氏族谱》卷九,《先妣赵太夫人行状》,9页。
20.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一,17页、20页、23页;卷二,14页、19页、24页;卷四,19—20页;卷五,12页。
21.《叶氏族谱》卷十一,《湘筠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3—5页。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四,28页。
22.乡试通常设在省会城市,但由于安徽是新设立的省份,因而考试还是设在以前的省会南京举行。
23.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四,3页。并可参见《诗存》卷六,30页。
24.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六,13—14页。
25.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一,19—20页。
26.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五,《送张县丞延龄赴任》,25—36页。
27.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一,28—29页。
28.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七,45—46页。关于觐见皇帝仪节,参见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叫魂:1768中国妖术大恐慌》(Soul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203—210。
29.《叶氏族谱》卷十一,《湘筠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5—8页;《行述》,10页;卷九,《徐夫人行述》,9页。
30.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一,19—20页、23页、27页。
31.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一,21页。
32.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八,《少青作宰山东诗以勖之四首》之一,22页。
33.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三,28页。
34.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八,《书事致感》,49页。
35.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八,《感叹》,41页。
36.叶伯英:《耕经堂年谱》11—16页,对水灾的记录最为详尽,但发生的时间却标示为1842年。并可参见《叶氏族谱》中卷十一《湘筠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9—10页,他把发生水灾的时间记录为1840年。而《叶氏族谱》卷十一,叶运《跋长兄湘筠先生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后》,11页;以及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二,15—17页,也记录了发生水灾的时间,为1841年。[参见开封市地方志编委会所编撰的《开封市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一卷,48页。]
37.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五,16—17页。
38.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二,《道光二十一年季夏中旬河决祥符直贯省垣城不没者三版人心鼎沸中丞牛镜堂鄂云浦两先生率郡守邹锺泉先生与民收之效死弗去天子命浦城相国王定九先生督办祥工至二十二年二月初旬合龙始撤防守前后凡八阅月黄流所过漂没者十数万人诚数百年来一大变故也作河决行纪其异得五十韵》,16页。
39.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七,3—4页。
40.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三,《祥符中牟两次决口见黄流所过处惨然赋诗》,8页。并可参见《诗存》卷二,15—17页、28页。
41.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三,47页。
42.Chung-li Chang,The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2),7-34.
43.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一,27页;卷二,14页。
44.《叶氏族谱》卷九,《徐夫人行状》,9—10页。
45.叶伯英:《耕经堂年谱》,9页。
46.叶伯英:《耕经堂年谱》,9页。《叶氏族谱》卷九,《先妣赵太夫人行状》,6页。
47.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六,29页。
48.《叶氏族谱》卷九,《先妣赵太夫人行状》,4页。
49.《叶氏族谱》卷十一,《送季弟斗枢入都叙》,20页。
50.《叶氏族谱》卷九,“行状”,《先妣赵太夫人行状》,5—6页。
51.《叶氏族谱》卷九,《先妣赵太夫人行状》,5页。
52.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六,《感遇诗十首》之七,1页。
53.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五,《过古庙》,43页。
54.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四,《贫富谣》,8页。
55.《叶氏族谱》卷九,《徐夫人行状》,10页。
56.《叶氏族谱》卷九,《徐夫人行状》,10页。
57.关于清代女性的伦理影响,也可参见Susan Mann,Precious Records: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205-216;and 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47,196-200.
58.David Wakefield,Fenjia:Household Division and Inheritance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8).
59.《叶氏族谱》卷十,《运公豫作亡儿叔黻墓志铭》,2页。
60.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二,14—15页;卷十三,35页;卷十七,20—21页;卷十八,17—18页。叶莲的儿子也曾在山东辅佐自己的父亲(同上,卷八,34页)。
61.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一,9页;卷二,14—15页、22页;卷三,14页;卷四,48页;卷六,15页。
62.《叶氏族谱》卷十一,《行述》,15—21页。叶运担任的职务很低,得免于官员不得在本省任职这一规定的限制。
63.叶伯英:《耕经堂年谱》,12页、16页。
64.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七,12页。
65.《叶氏族谱》卷一,39页。
66.《叶氏族谱》卷十一,《行述》,12页。
67.叶伯英:《耕经堂年谱》,20页。
68.叶伯英:《耕经堂年谱》,20页。《叶氏族谱》卷十一,《湘筠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12页;《行述》,12页、20页、37页。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七,41—42页。
69.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六,43页,描写了一位侄孙参加科考的经历。
70.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二,《喜大儿伯英入泮诗以勖之二首》,18页。
71.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一,《秦淮杂咏六首》之五,24页。
72.叶伯英:《耕经堂年谱》,7页、10页、16—21页。
73.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五,42页。并可参见卷一,18页;卷二,24页;卷三,33页。
74.鲁迅:《阿Q正传》(1921年),收入杨宪益、戴乃迭译《鲁迅文选》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64年),102—154页。
75.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二,18页。
76.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六,《示伯英、伯勋》,4页。
77.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五,29页。“松”和“竹”经常被用来比喻一个人品德高尚。“竹”还包含一个双关意,因为虚心的字面意思是“空心”。
78.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七,10—11页、44页。
79.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七,27—28页。
80.以下叙述基于叶伯英:《耕经堂年谱》,23—31页;《叶氏族谱》卷十一,《湘筠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13—14页。
81.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四,《惩隶役》,46页。
82.T'ung-tsu Ch'ü(瞿同祖),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
83.《叶氏族谱》卷十一,《湘筠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12—13页。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八,16—17页。
84.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八,20页。
85.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五,22页。
86.叶伯英:《耕经堂年谱》,23—31页。《叶氏族谱》卷十一,《湘筠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1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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